Tuesday, December 12, 2017

Diversity and Teaching

Aronowitz, Stanley., Giroux, Henry A. (1991) Postmodern education: Politics, Culture &
Social Critic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riedman, Kolmar, Flint, Rothenberg. (1996) Creating an Inclusive College Curriculum:
A Teaching Sourcebook from the New Jersey Project. Teachers College Press.

Gallios, Joan V., Ramsey, V. Jean, and Associates (1997) Teaching Diversity: Listening to
the Soul, Speaking from the Heart. Josey-Bass Publishing.
Useful online sources:

Yale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https://ctl.yale.edu/teaching/ideas-teaching/diversity-classroom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 Diversity, and Excellence (CREDE) http://www.cal.org/
crede/#RESEARCH

Creating Inclusive College Classrooms. Shari Saunders and Diana Kardia http://ctl.unc.edu/
tfitoc.htm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Learning and Teach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ttp://
www.crlt.umich.edu

Diversity Education Program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http://
diversity.ucdavis.edu/

Diversity Educatio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http://www.southwestern.edu/student-life/
diversity-education/page7.html

Diversity Inclusive Teaching Tips: http://www.indiana.edu/~icy/divtips.html

DiversityWeb: A Resource Hub for Higher Education: www.diversityweb.org

Education World: Diversity in Education Center. http://www.education-world.com/a_diversity/

Sunday, December 10, 2017

中國傳統政治 vs 西方政治, Chinese politics vs Western liberalism

  • 中國自來政治理論,並不以主權為重點, 故根本上並無主權在上帝或君主身上的爭辯(錢穆, 2001, 86)---關鍵不是主權應該屬誰的問題(錢穆, 2001, 87)
  • 關鍵為政治上的'責任" 應該誰負的問題。社會上一切不正, 依照政治責任論, 全由行政者之不正所導致, 故應由行政者負責任(錢穆, 2001, 87)
  • 孔子: 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君要像君樣子,盡君的責任, 臣才能像臣的樣子, 儘臣的責任; 臣不臣, 乃因君不君---君職論, 非君權論 (錢穆, 2001, 87-88)
  • 政治上的責任論, 職分論, ---在官位上認定其職分與責任, (天子在政治上也有其應有的職分和責任)(錢穆, 2001, 88)
  • 天子不盡職, 不勝任, 臣可把他易位, 甚至全國民眾也可把他誅了(錢穆, 2001, 88)
  • 自兩漢以下, 即一向以地方察舉及公開考試, 定為人民參加政治惟一的正途(錢穆, 2001, 102)
  • 政府由民眾所組成, 故不用另有代表民意機關來監督政府 (錢穆,2001, 103)
  • 中國傳統政治下, 由民眾自組政府, 政府與民眾融成一體, 可稱為" 直接民權"  (錢穆,2001, 103)
  • 近代西方政府與民眾對立, 由民眾代表來監督政府, 此只可說是"間接民權"  (錢穆,2001, 103)。西方政治觀念注重在"主權"上, 故其政治重心, 始終脫離不了強力與財富。 (錢穆,2001, 103)
  • 中國傳統政治觀念注重在政治之"職能"上, 故始終脫離不了知識與學養 (錢穆,2001, 103)
  • 中國傳統政治, 論其主要用意, 乃全從政治的職分上著眼, 第一注重選賢與能, 第二注重設官分職(錢穆,2001, 109)
  • 中國為大國, 為便於統一, 故不得不保留一舉國共戴的政治領袖(即皇帝)。又因無法運用民意來公選, 故皇位不得不世襲(錢穆,2001, 109)
  • 要避免世襲皇帝之弊害, 最好用虛君制, 由一個副皇帝來代替皇帝負責實際的職務及責任(錢穆,2001, 109)
  • 明, 清兩代由皇帝來親任宰相之職(因廢除了宰相), 但皇帝不負不稱職之責(錢穆,2001, 109)
  • 中國傳統政治, 政府與皇室劃分, 此直至清代皆然(錢穆,2001, 109)
  • 中國傳統政治, 政府與社會融合, 即由社會選拔賢才來組織政府  (錢穆,2001, 110)
  • 宰相負一切政治上最高而綜合的責任(錢穆,2001, 110)
  • 中國政治理論, 注重政府責任何在? 政府職權應如何分配? 選拔何等人來擔任政府職位責任? 但不注重最後的主權在誰的理論 (錢穆,2001, 118)
  • 中國社會重視如何培養出一輩參加政府而能盡職勝任的人才, 卻不教人如何爭取政權, 因政權在中國傳統政治裡早已開放, 民眾可參加科舉, 進入政府, 組成政府(錢穆,2001, 118)
  • 中國人心理, 較偏重於從政以後, 如何稱職勝任, 而不注重如何去爭取或獲得(錢穆,2001, 118)
  • 中國傳統心理, 政府與民眾是上下一體的, 民眾中間, 本來不斷地有人去進入參加政府, 故問題是在於如何盡職與勝任(錢穆,2001, 119)
  • 中國社會民眾對政府常抱一種信託與期待的態度 (信託性政權, 放任與期待), 而非對立與監視的態度 (西方契約性政權, 時時監督), 故中國政治精神, 不重在主權上爭持 (西方政府與民本為敵對, 故民眾中不斷有人跑出來, 爭持政權是我們的, 結黨來監督政府), 而重在道義上互勉(錢穆,2001, 118-119)
  • 參酌全國人口額與賦稅額之多少, 定各地錄取標準, 政府中全部官員, 使全國各地均有霑及 (錢穆,2001, 129)
  • 中國傳統士人政府, 乃使政府成為一士人集團, 學術與政治無嚴格劃分, 政治常受學術領導。學術命脈寄託在教育上, 教育精神則寄放於自由民間(錢穆,2001, 130)
  • 中國廣土眾民, 山區僻壤, 交通不便,若求政府民選, 徒滋紛擾分裂。且中國傳統政府, 選舉考試, 漢唐一年一次, 宋以後三年一次。政府人員, 不斷新陳代謝, 雖非民選政府, 政府成員, 都從民間來 (錢穆,2001, 32)
  • 中國之禮治, 西方之法治(錢穆,2001, 179)

西方政治傳統, 重在掌政者(錢穆,2001, 115)
重人較過於重法
重權較過於重職

西方政治重主權論, 政府主權屬於誰? 一切主權在於民----故民眾選舉代表(議員)來監督政府, 民眾代表之多數黨來掌握政權, 組織政府 (錢穆,2001, 118)

張學友 | 李香蘭 (高清音)

Saturday, December 09, 2017

Master of Science in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MSHCA)

https://www.ccpe.csulb.edu/continuinged/course_listing/programdescription.aspx?ProgramID=165

The Health Care System

Organization and Systems of Health Care


Friday, December 08, 2017

Global Taiwan Institute, 若林正丈 Masahiro Wakabayashi

(2016) 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
若林正丈 Masahiro Wakabayashi
台灣大學發行

Global Taiwan Institute
http://globaltaiwan.org/masahiro-wakabayashi/

Thursday, December 07, 2017

余英時---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Wednesday, December 06, 2017

余英時: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士

今年(2005)恰值中國廢止科舉制度整整一百年。《二十一世紀》決定推出一期紀念專號。早在一年之前,我已接受編者的稿約。但不料在預定撰寫期間,別有他事相擾,不克從容著筆。本文是在忙亂中擠出時間寫成的,草率謬誤之處請編者與讀者原諒。

如果以漢武帝在公元前124年創建太學,立「五經博士」和「弟子員」以及設科射策等一系列的活動當作科舉考試的發端,那麼科舉制度在中國先後持續了兩千年之久,與統一王朝體制同始同終。這樣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是值得回顧的,所以我決定對此制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作一次長程的觀察。只有先認清科舉的歷史特色,我們才能真正懂得科舉廢止為甚麼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

國子監太學門

開宗明義地說,我認為科舉不是一個單純的考試製度,它一直在發揮著無形的統合功能,將文化、社會、經濟諸領域與政治權力的結構緊密地連繫了起來,形成一多面互動的整體。下面我將討論科舉內外的四個部分,以證成上述的觀察。本文屬通論性質,而非學報式的專題研究,雖參考了不少原始史料與現代專著,但一概不加注釋,以便省覽。

從表層作描述,「科舉」可以說是統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過公開考試的方式,向全國各地的「士」階層中選拔人才,納入整體的行政系統,擔任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級職務。為甚麼「士」成為治國人才的主要來源呢?這是根據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中一個基本假定:「士」是精神修養和經典教育的產品,只有他們才能提供政治秩序所必需的道德操守和知識技能。這一假定是否可信是另一問題,這裡毋須深究;但它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根深柢固則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因此每一王朝為了「長治久安」之計幾乎無不把「開科取士」當作第一等大事,首先加以重視,甚至所謂「征服王朝」(如遼、金、元)也不得不在一定限制下加以仿效,雖然其重要性不能與漢族王朝的科舉相提並論。

如果想了解科舉為甚麼早在公元前二世紀便已在中國萌芽,而且先後延續了兩千年之久,我們不能不從「士」的起源和流變說起。在西周的「封建」制下,「士」是古代貴族中最低的一級,但從春秋時期起,「封建」制逐漸解體。一方面,上層貴族有下降為「士」的;另一方面,下層的「庶民」也有上升為「士」的,於是「士」的數量開始激增。與此同時,「士」的性質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從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轉變為研究「詩、書、禮、樂」的「文士」,相當於社會學家所謂「文化事務的專家」("specialists in cultural matters")。這一社會變動至戰國時期完成,「士」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正式登上中國史的舞台,最先興起的儒、墨兩大學派便代表了「士」的原型。

儒、墨兩家在思想上雖有分歧,但卻同以政治秩序的建立與維 持為「士」階層的最重要的任務。孔子「士志於道」的名言已對於「士」的社會功能作了明確的規定:他們必須擔當起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的重任。子夏「學而優則仕」一語在今天已成人人指責的話柄,但在當時則顯然是在發揮孔子「士志於道」的含義,與曾參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在精神上是互相補充的。墨子處身於戰國初期,「士」在政治上已遠比春秋時代為活躍,所以他更進一步要求各國國君「尚賢」和「親士」。在積極方面,他強調「賢良之士」是「國家之珍,社稷之佐」,因為他們「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君主必須對他們「富之、貴之、敬之、譽之」。在消極方面,他更發出警告:「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

社會結構的轉變和儒、墨的倡導終於引出了一個相當普遍的國君「禮賢」運動。從公元前5、4世紀之交起已有魏文侯受「經藝」於子夏和魯繆公敬禮子思的記載。公元前 4世紀中葉齊宣王重建稷下學宮,網羅「學士且數百千人」,則是戰國時期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一個「禮賢」機構。自此以後各國為了變法圖強,無不以「招賢納士」為當務之急,而政治舞台也完全操縱在「士」的手中。但當時的「士」都是所謂「游士」,不受「國」界的限制;他們人數十分龐大,復經常流動於各「國」之間,形成了一股舉足輕重的「國際」性的勢力。正因如此,當時衡量一「國」或一個政治集團(如齊、趙、楚、魏「四公子」及呂不韋等)的實力,「士」的高下與多寡竟成為一項最重要的指標。「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這句政治格言廣泛地流傳於戰國晚期,決不是偶然的。

以上的概括足以說明:「士」作為一個專業的社會階層,在戰國中晚期已正式形成。這一新興階層具有兩個最重要的特色:第一,「士」從古代貴族的最低一級轉變為新社會結構中的「四民之首」。《春秋·穀梁傳》中有一句話最能說明這一轉變:

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成公元年條)
「上古」不過是「托古改制」的說法,事實上這句話確切反映了戰國時代的社會實況。士、商、農、工是專業分類,士和商則無疑是當時最活躍的兩大階層。「士為四民之首」的觀念便從此凝固了下來(至於後世四民的次序為士、農、工、商,則是因「重農輕商」而修改的)。第二,由於受過精神訓練和經典教育,「士」的專業主要在擔任政府中各方面和各層級的領導工作;這一點至戰國末期也已取得社會的共識。因此「士」與「仕」在當時的語言中是不可分的一體兩面。孟子早就說過一句很有意義的話:「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這明明是承認「士」以「仕」為專業,同時也肯定了四民的社會分工。後來荀子更鑄造了「仕士」這個名詞,特指出任官吏的「士」,以與「處士」的概念作對比。
「士」階層的形成及其巨大的社會動力正是漢王朝不得不將政權向「士」開放的根本原因。我們都知道,漢高祖劉邦出身「無賴」而得天下,最初完全不把「士」看在眼裡;他公開說道:「乃翁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但他做了十一年皇帝之後,忽一改故態,竟然想仿效周文王、齊桓公,下詔「招賢」了。這就表示:他已領悟到「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的道理。詔書坦白承認:為了「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他願意「尊顯」所有「肯從我游」的「賢士、大夫」。但是為什麼要遲至七十年後漢武帝才正式建立制度,開闢「士」的入「仕」途徑呢?這也是「士」階層的勢力一步步逼出來的。漢高祖為了鞏固劉家的天下,建立了許多獨立的世襲王國和侯國,由劉氏子弟分別統治。春秋戰國的政治格局幾乎又重現於統一帝國之內。《漢書·鄒陽傳》記述得很明白: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可知政治中心的多元化也造成了「游士」風氣的復活。戰國末期「士」的隊伍已極為壯觀,但一般而言,他們是「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李斯語,見《史記》本傳),不得不奔走各「國」之間以求「仕進」,因為這是他們唯一的謀生專業。漢初「士」的處境仍然如此,所以在漢武帝推行「削藩」政策(公元前 128年)之前,他們又以「游士」的身份活躍在各獨立王國的小朝廷之中,在大一統的局面下為分裂的勢力推波助瀾。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是和「游士」的政治活動分不開的。這一情勢甚至一直延續至武帝初年未變。《鹽鐵論·晁錯》記: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游士。山東儒、墨咸眾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不臣,謀叛逆,誅及宗族。
抓住了這一具體的歷史背景,我們便真正懂得為什麼漢武帝緊接著「削藩」之後,一方面在中央設立太學,一方面又令州郡察舉孝廉、秀才了。在董仲舒、公孫弘等儒生的影響之下,他深知只有廣開入仕的途徑才能將「游士」儘量引進大一統帝國的體制之內,變離心力為向心力。

總之,「四民之首」的「士」階層的出現及其在政治上所表現的力量是漢代統一帝國不得不「開科取士」的重要原因之一。科舉制的發端如此,它在後世統一王朝下持續發展也是如此。漢武帝以後,「士」已脫離了「游士」的階段,一方面,與宗族、親戚、鄉黨等人群建立了愈來愈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則開始「恆產化」,在鄉土定居。這樣一來,「士」以雄厚的社會經濟基礎為憑藉,在所居郡縣往往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由於「士」的影響力從文化與政治領域逐漸推展至社會、經濟各方面,而且盤根錯節,牢不可拔,他們作為「四民之首」的領導地位也愈往後而愈為鞏固。漢以後的統一王朝為了「創業垂統」打算,首先便不能不考慮怎樣與「士」階層建立起一種合作的關係。隋、唐以下所重新建構的科舉制度必須從這一角度去理解。南朝後期以來,「士」階層中所謂「寒人」開始抬頭,他們要突破門閥的政治壟斷,爭取入「仕」的機會。這是新科舉取代九品中正制的歷史背景。唐代是門閥貴族逐步衰落的時期,中、下層的「士」通過科舉在政治上則逐步上升。所以「進士科」的重要性也愈往後愈顯著。但門閥的徹底衰亡發生在五代北宋之際,因此從宋代開始,所謂「四民社會」才普遍成立。「士」仍然是「四民之首」,但與其他三「民」——農、工、商——之間的社會流動則已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一方面,「士」已不能世代保持其地位,隨時可以降為農、工、商。所以宋代士大夫如陸遊、袁采等都關心後世子孫不能為「士」時應如何擇業的問題。另一方面,農、工、商也不是固定的世襲職業,同樣有上升為「士」的機會,所以熙寧二年(1069)蘇轍《上皇帝書》說:

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

這一句話便足夠證明「士」的社會基礎已比唐代遠為擴大了。 蘇轍《上皇帝書》中的「士」即指科舉的參與者而言;這是中國社 會史的新動向,下面將略作補充,此處不詳論了。總之,唐、宋以 後科舉制度已成為傳統帝國系統的一大支柱,無論是對「士」懷著 很深敵意的朱元璋或異族入主的滿清王朝,都不能不借重科舉的統合功能了。

科舉考試


為了進一步說明科舉的統合功能,我想談兩個問題:一、人才的地區分布;二、科舉如何適應社會流動,但都只能大題小作。
人才的地區分布問題早在東漢中期即已出現。東漢郡縣向中央 推舉「孝廉」,名額愈來愈多,已不得不加上種種限制。首先所謂「孝廉」事實上包括兩個主要範疇,一為「諸生」,即入太學;二為「文吏」,即擔任法律、文書之類的職務。這大概是參照西漢太學考績分甲、乙科,補「郎」、「吏」的辦法逐漸演變而成的。順帝陽嘉元年(132),尚書左雄又加上兩條限制:第一,「孝廉」限年在四十以上;第二,「孝廉」在地方官薦舉後,至京師還必須通過考試:「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這是一次很重要的制度上的改動,已具備隋、唐以下科舉制的基本形式。明、清時代社會上都稱「舉人」為「孝廉」,即由此而來,因為東漢「孝廉」只有通過中央考試以後才能取得與後世「進士」、「明經」相等的地位。漢代設「孝廉」一科,顧名思義,自然是以道德操行為重,但道德操行是無法由考試來決定的,因此最後只能轉而以知識才能為去取的唯一客觀標準了。這也是後世科舉所遇到的兩難問題。

但東漢對「孝廉」制所加的限制,以推舉名額必須與人口成比例一項最值得注意。這件事發生在和帝時代(89—105),當時很有爭論,最後則決定二十萬人口以上的地區每年可舉「孝廉」一名。例如大郡百萬人口每年可舉五名,小郡不滿二十萬人口則每兩年舉一名,余可類推。這一條地區的名額限制明顯地表示科舉制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網羅最優秀的「士」參加政府,其更深一層的用心則是全國各地區的「士」必須平均而不斷地進入統一帝國的權力系統,使「孝廉」的察舉成為政府與整體社會之間的一條通道。具體言之,此制對統一帝國有政治與文化兩方面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孝廉」每年從各地走進政府,一方面可以使朝廷在重大決策方面不致過於偏向某些地區的利益,另一方面每一地區的特殊困難和要求也可以由所舉「孝廉」直接反映於朝廷之上。在文化上,「孝廉」制的運作則把大傳統中的基本價值傳播到各地,特別是文化、經濟較落後的邊遠地區,使大傳統與各地小傳統互相交流,以取得全國性的文化統合的效用。這正是漢代經師所共同嚮往的境界,所以西漢宣帝時(前73—前49)王吉上疏說:

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漢書》本傳)
這裡說的是文化「大一統」,與漢代的政治「大一統」互為表里。東漢以「孝廉」制與人口直接掛鈎,即著眼於此雙重的「大一統」。永元十三年(101)詔書云:
幽、並、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眾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三年條)

這是對上述內郡二十萬口舉孝廉一人的規定作補充,將邊郡減至十萬口。詔文一方面表示朝廷對邊郡的特別關懷,以爭取邊郡人民的政治向心力;另一方面則透露出「孝廉」制在文化傳播方面的 功能:「孝廉」體現了中國大傳統的基本價值,可以發揮「撫接夷 狄」的文化影響。和帝時關於「孝廉」名額與人口比例的規定是「公卿會議」集體討論的結果(見《後漢書·丁鴻傳》),其中所涵攝的政治上與文化上的雙重統合功能,顯然是當時參與「會議」者精心設計出來的。所以宋以後的科舉制度仍然不得不繼續採用此規定的基本原則。

考試前檢查

唐代科舉制度雖與「寒人」在政治上要求抬頭有關,但由於門閥勢力仍然占據著支配性的地位,因此「進士」或「明經」的名額是否應該根據地區作公平分配的問題,自始至終都沒有受到注意。事實上,唐代科舉名額甚少,「明經」平均每屆不過百人,更重要的「進士」則僅二十餘人。以福建一地而言,直到韓愈時代(768—824)才出現第一個「進士」,所以根本談不到地區分配的問題。但是到了北宋,「西北之士」與「東南之士」在科舉制度中嚴重失衡便成為當時一最大的爭論。西北地區自唐末五代以來已殘破不堪,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已逐漸轉移到東南地區。科舉考試中南北失衡便是這一狀態的反映。根據歐陽修的觀察:「東南俗好文,故進士多;西北人尚質,故經學多。科場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明經。東南州、軍進士取解,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 」「進士」每出於東南,而「明經」則每來自西北,這是學術上南勝於北的顯證。我們都知道,自唐以來「進士」的地位便遠高於「明經」,至宋更甚,因為「明經」考試以記誦經文為主,而「進士」除重文辭之外尚鬚髮明經文的涵義(「經義」),二者之間難易不可同日而語。但歐陽修堅決主張「國家取士,唯才是擇」的原則,這當然也因為他是南(江西)人的緣故。所以他還抱怨西北士人的機會高於東南士人十倍。後來王安石改革科舉,廢去「明經」,並為「進士」一科,考試一律以「經義」為主(他自己所撰的《三經新義》)。這一改制更不利於西北士人,因而引起爭議。但他自己卻辯解說:「西北人舊為學究,所習無義理,今改為進士,所習有義理。……今士人去無義理就有義理,脫學究名為進士,此亦新法於西北士人可謂無負矣。」「學究」即「學究一經」的簡稱,指「明經」而言。然而這樣一改,「西北士人」在科舉考試中的機會更少了,他們是不可能接受這一辯解的。當時為「西北士人」說話的是司馬光(陝西人),他強調:「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請貢院逐路取人。 」「全無一人及第」的當然是西北諸路。他是史學家,熟悉東漢和帝時期「孝廉」與人口成比例的規定,因此援以為據,重新提出「逐路取人」的原則。他在元祐主政期間,盡除王安石的「新法」,終於為「西北士人」爭取到科舉制中的名額保障:哲宗以後,齊、魯、河朔諸路都與東南諸路分別考試。歐陽修「國家取士,唯才是擇」的原則從此便被否定了。

發榜

明、清進士考試分南、北、中卷,或分省錄取,大體即沿續了司馬光「逐路取人」的傳統。明初開科取士並無南北之分,但洪武三十年(1397)所取「進士」五十三名中,絕大多數是南人,北方舉子下第者都抱怨取士不公。這件事引起了明太祖的關注,下令重閱落卷,增加了六十一名,多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舉子,使南北取士得到了平衡。到仁宗洪熙元年(1425)「進士」會試正式建立了南北卷分別錄取的規定,十名之中南卷取六人,北卷四人。北方的「進士」名額從此有了制度性的保障。但不久之後,南北卷又修改成南、北、中三卷;其百分比是南卷取五十五名、北卷三十五名、中卷十名。所謂「中卷」主要包括邊遠諸省,四川、廣西、雲南、貴州。這和東漢和帝降低邊郡「孝廉」的人口比例,先後如出一轍。地區的平均分配不但是「進士」會試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一,而且也同樣應用在「舉人」鄉試上面;因此各省名額大致根據人才多寡而有不同,但即使文化、經濟最落後的省份,也依然有最低的名額保證。清代大體沿用明制,不必贅述。但有一件事應該特別指出:康熙五十一年(1712),「進士」會試所取各省人數多寡不均,邊省且有遺漏的情況。於是朝廷決定辦法,采分省錄取之制。這可以說是司馬光「逐路取人」原則的充分實現,由此更可知地區統合在科舉制度中所占據的樞紐位置。
我在前面曾指出,科舉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考試製度;它更不 能與現代所謂文官考試製度等量齊觀,「逐路取人」便提供了一條 最有力的證據。如果科舉真是為了通過考試以選拔最優秀的治國人才,則它只能以歐陽修的「取士唯才是擇」為最終極的根據,不應 再加一道地域性的限制。現在我們看到:無論是東漢「孝廉」還是 宋、明、清「進士」,都是在各地區均衡分配的大原則下產生的。 而且地區分配的要求來自「士」階層的內部,也不能歸之於皇權 的片面操縱。東漢「孝廉」與人口成比例出於「公卿會議」;北宋「逐路取人」則經過南北士大夫長期爭論而獲致;明代分南、北、中卷也起源於洪武時北方落第舉人的抗爭。所以科舉制自始便兼涵一種地方代表性,各地「孝廉」或「進士」往往在政府中為自己地方的利害說話。這當然談不上是代議制,但不能否認科舉制有時也發揮了一點間接的代議功能。在統一王朝的所謂「盛世」,中央與各地方之間隔閡較少而予人以「政通人和」的印象,科舉制至少在其間發揮過一定程度的溝通和調節作用。韋伯論近代官僚系統的建立,由於行政官吏的任用採取了客觀的標準,因而打破了貴族的壟斷和私人的關係,其結果是使被統治的人民在政體(即使是專制政體)面前趨向平等。他引西方近代文官考試製的發展為論證的根據,並稱之為「消極的民主化」(passive democratization),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史例之中竟包括了中國的科舉制度,並特別指出:中國的制度至少在理論上更為嚴格。無論我們是否接受他的論斷,他的眼光確是很銳利的,因為他早已看出:科舉的深層意義遠非其技術層面關於考試的種種設計和改進所能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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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中國傳統政治精神

中國史之演進, 由士之一階層為之主持與領導(錢穆, 2017, 下,41-42)
  1. 中國史上士階層活動第一期: 春秋末, 孔子自由講學, 儒家興起。下逮戰國, 百家競興, 游士聲勢, 漸增盛。 一面加速古化封建統治階層之崩潰, 一面促成秦漢以下統一大運之開始,中國四民社會, 以知識分子"士"階層為領導之基礎, 於以奠定
  2. 兩漢農村儒學, 創設了此下文治政府的傳統
  3. 魏晉南北朝下迄隋唐, 八百年間, 士族門第禪續, 成為士的新貴族
  4. 晚唐門第衰弱, 五代長期黑暗, 以迄宋代而有士階層之新覺醒。此下之士, 皆由科舉發跡, 進而出仕, 退而為師, 其本身為白衣, 秀才, 下歷元明清一千年不改
  • 所謂傳統政治, 便是士人的政治 (錢穆, 2017, 下,160)
  • 知識分子經由科舉, 直接參加政治, 掌握到實際政權, 期以政治來推動社會進步 (錢穆,2001, 168-169)
  • 知識分子欲用學術來影響政治(錢穆,2001, 174)
  • 中國傳統政治精神: 秦漢以來, 中國政治之長進, 即在於政府漸漸脫離王室而獨立 (錢穆, 2017, 下,160-161)
  1. 王室代表貴族特權之世襲
  2. 政府代表平民合理之退, 宰相為政府領袖, 宰相若非其人, 應廢罷; 天下之政, 歸中書省
  3. 君權,相權互為節制(錢穆, 2017, 下,160-161)
  • 中國社會, 自漢武以下, 不斷以理想控制事實, 而走上了一條路向---以士人為中心, 以農民為底層(手工業與兵士為農民之分化), 商人只是旁枝。社會理想除了讀書作官, 便是没世為農。市井貨殖, 不是一條正道(此種傾向, 自宋以後更顯著)(錢穆, 2017, 下, 358)
  • 民族文化正統的承續者, 操在讀書人手中, 而讀書人所以能盡此職責, 則因其政治上的出路(科舉仕宦), 使其經濟生活, 足以維持在某種水平線上(錢穆, 2017, 下, 359)
  • 一個士人, 要想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只有出身仕宦(錢穆, 2017, 下, 359)
  • 封建社會下, 顯分貴族, 平民兩階段, 在平民, 貴族兩階層間, 有一中間階層, 為當時之士 (錢穆, 2001, 41)
  • 管子書起於戰國, 其書中明白提出士, 農, 工, 商四階級,中國社會自春秋戰國以下, 可稱為四民社會(錢穆, 2001, 41)
  • 中國自秦以下之傳統政府, 可稱為士人政府, 或官僚政府, 官僚由士人為之(錢穆, 2001, 50)
  • 在四民社會之上, 有士人政府之建立, 使政府社會融成一體, 選舉考試, 錄取名額全國定額分配;戶口眾, 赋稅重, 錄取名額亦隨之增加, 故政府官僚, 平均分配及於全國各地區(錢穆, 2001, 50)
  • 中國社會之士, 在社會上之特殊地位, 及文化上之特殊意義與特殊價值, 其事實始於"孔子"(錢穆, 2001, 182)
  • 孔子: 士志於道。孟子: 士尚志。尚其所志之道; 其道始則修於身, 繼則齊其家, 推而廣之, 有家族, 家鄉, 治國之道, 平天下之道(錢穆, 2001, 182)
  • 孔子讚顔淵: 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 用者,用其"道",非指用其身; 能用其道, 則出身行道; 不能用其道, 則藏道於身, 寧退不仕; 不顯身於仕途, 以求全其道而傳之後世; 故士可用, 可以不用; 可以仕, 可以不仕 (錢穆, 2001, 183)
  • 孔門有四科: (錢穆, 2001, 183-184, 221)
  1. 德行: 德行為首, 苟非有此德行, 將不得謂之人
  2. 言語:仕進後所有事; 言語先於政事, 因政事僅行於國內, 言語則用之國際外交 (超乎國而達於天下); 言語之為用, 猶在政事之上。言語如今日之外交
  3. 政事:仕進後所有事,政事僅行於國內
    1. 文學: 未及見用, 致力於典籍文章, 上述古代,下傳後世; 文章之所在, 亦即道; 求道,講道, 明道; 如今人之在書本上傳授知識
  4. 孔子早期傳道, 登其門者為先進, 其時皆有志用世, 對文學不遑詳究
  5. 孔子晚年傳道, 登其門者為後進, 時孔子已衰老, 有道之不行, 我知之矣之嘆,  故來學者多致力於文章典籍, 求道, 講道, 明道, 傳道之心為切, 而用道, 行道之志則較緩; 
  6. 用則行, 則由己以行道; 舍則藏, 則藏道於己以傳世
  7. 學了滿身本事, 若違離於道, 寧肯藏而不用---道義遠重於職業  (錢穆, 2001, 221)
  • 縱使君主專制, 其專制亦有一限度, 此限度即因社會有"士"  (錢穆, 2001, 196)
  •  中國政統附屬於士統, 即道統 (錢穆, 2001, 197)
  • 孟子: 士尚志; 勞心者食於人; 士非一職業,  (錢穆, 2001, 198)
  • 士為農, 工, 商社會之高層領導, 士尚志, 不食人, 而食於人, 不務物質生產, 不以物質生產之職業自任; 土重視立志, 行道; 農工商皆有產, 士獨無產, 惟受供養 (錢穆, 2001, 212-213)
  • 孔子儒教以治國平天下為終極理想; 儒家鼓勵人從政; 在下宏揚師道, 在上則服務政治(錢穆, 2001, 216)
  • 儒家教義, 教人如何為人(仁, 如何學做一仁人) 考弟忠恕仁義禮智, 都是為人條件 (錢穆, 2001, 216, 261)
  • 大學八條目: 格物, 致知......

Monday, December 04, 2017

為何古中國無議會及代議制

為何無議會?

  • 中國政治自秦漢以下, 本有一種理性之指導, 法度紀綱粗建, 無豪強之之兼井, 無世冑, 僧侶之專政
  • 教育, 選舉, 考試, 統治權間有密切關係, 不斷吸收社會俊秀分子, 公開參政, 新陳代謝---政府與民眾, 以官僚為鎖
  • 舊朝因積久腐敗而傾覆, 新朝鼎新, 與民更始
  • 歷史在和平中進展, 民間大動亂往往只有倒退, 並無長成
代議制之興起, 乃因:
  • 宰輔之權不重, 無參署之制, 政府負責無人, 君主易於為惡 (中國自明代始無參署, 廢宰相)
  • 稅法不夙定, 輕徭薄賦不垂為典則, 掊克之術易施 (漢唐稅制皆明定頒布, 且極輕)
  • 僧侶不務靜修而干政(只有元朝有此問題)
  • 貴族擅權, 下情壅塞(自秦以下, 即無貴族)
  • 考試權不獨立, 闒冗在位 (自漢以來, 即力矯其弊)
  • 無審駁, 監察, 彈劾之官, 庶政違失而莫糾 (漢唐諸職獨立)
  • 無拾遺, 補闕, 記注, 經筳之官, 則君主失德而莫正 (自唐以下, 諸職漸備)
  • 文化傳衍淺, 無良法美意足資循式, 無嘉言懿行以供考鏡(中國歷史傳衍久)
  • 遇朝政闕失, 在下者以為乃人弊非法弊, 故上下之情常通, 不致形成敵抗之形
錢穆, 2017,454-456

宗教思想 (上古至南北朝)

古代宗教--天道
  • 古代中國人信仰上帝, 可說是一神教, 但人民只信仰上帝之存在而對之尊敬。禮拜上帝之禮節, 由天子執行----上帝愛下民, 為整體的, 非個/私人的, 上帝公正無私, 故愛下民全體, 故不需私家個人之祭報
  • 相應於上述宗教信仰, 而有地上大王國之建立--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上帝, 人民,  皇帝三位一體。皇帝為上帝與人民間之仲介; 皇帝能盡此責任, 則為聖君; 遇其不能盡此職者, 則有革命
  • 古代宗教, 便利於大群體之凝合, 而過偏於等級束縛, 一般個人地位不存在 (除卻帝王反諸侯貴族一部分特權階級)
  • 禮本於天, 極於王帝
  • 上帝, 天子, 民眾: 三位一體
孔子--人道
  • 天道遠, 人道邇---此觀念漸在春秋時代開展, 乃產生偏重人道的儒家思想; 孔子漸撇去天道, 而以人道代之, 以人心代天意, 由孔子思想而來
  • 儒家以仁濟禮: 仁為平等的, 一般個人各自以仁為一切的中心; 禮為等級的, 最高結集於王命, 為惟一外在之中心。--- 在大群體的凝合中, 充分提高了一般個人的地位
  • 禮本於仁, 由於個人。惟仁即顧及群體, 即仍有禮之存在, 仍不能無等第
  • 個人, 大群, 天: 三位一體
(錢穆, 2017, 上, 398-402)

Friday, December 01, 2017

Wednesday, November 29, 2017

中國不是封建社會


  • 以政制言: 中國自秦以下, 即為中央統一之局, 其下郡,縣,無世襲封君, 不足以言封建
  • 以學術言: 自先秦儒, 墨開始, 學術流於民間, 不為貴族世家獨擅, 不為宗教寺廟所專有
  • 平民社會傳播學術, 即易且廣, 學業為從政階梯, 布衣卿相, 自秦以來, 無特殊之貴族階級
  • 就經濟而言: 以農立國; 工商業發展, 戰國, 秦, 漢以來, 已有可觀, 唯在上者不斷地加以節制, 不使有甚貧, 甚富之別
  • 政府獎勵學術, 重用士人, 家庭溫飽, 即從師問學, 而一登仕途, 則束身禮義之中, 非有世襲之貴人
  • 井田制廢, 民間日畝得自由買賣, 政府僅收衣租食稅
  • 封邑與封戶之統治, 由國家特派官吏 
  • 封君與封戶, 同為國家之公民
  • 佃戶欠租, 田主亦送官法辦
  • 佃戶之賣口納租於地主, 為經濟契約關係, 而非---田主為貴族或封君, 而佃戶為農奴或私屬
  • 土地非采邑, 故不能以封建相擬
  • 中國傳統政治觀念, 不許資本勢力之成長
錢穆. (2017). 國史大綱(上), 22

Monday, November 27, 2017

北宋新舊黨爭,其中一項爭執牽涉到科舉取士的原則。新派王安石進行改革,廢去「明經」,將其員額併入「進士」科,而且考試一律以經義為主,王安石還為此寫了『三經新義』,作為科考標準。這項改革受到很大的反對,最重要的理由:這樣會造成科舉取士在地域上的分配更不平均。
原來,北宋以來文化中心轉移到東南,西北相對程度低落,歐陽修就已經說:「科場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明經。東南州,軍進士取解,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西北讀書的人少,考試多半選比較容易的,以背頌為主的「明經」來考,東南各州程度高,競爭激烈,大家選擇拚出身較好的「進士」來考。
廢「明經」,勢必讓「西北士人」減少考中的機會。

舊派司馬光(山西人的司馬光站出來為北方考生代言),反駁王安石說:「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請貢院逐路取人。」他的意思是考試應該考慮各地區人口多寡,各路都要有一定的名額,不能被特定地區壟斷,更不能讓有些地區「全無一人及第」。王安石變法失敗, 司馬光主政, 司馬光在哲宗元佑年間主政,盡廢「新法」,確立了各路名額保障的取士制度,這項原則一直延續到明清兩朝,或分南、北、中,或分省錄取,都以平衡各地人才為主要考量。

南方的江西人歐陽修與司馬光展開辨論, 宋英宗治平元年,歐陽修觀察到:南方人科考的命中率是「百人取一」,而西北的命中率則是「十人取一」。面對科考錄取名額南方僧多粥少、北方僧少粥多的這種不公平現狀,歐陽修提出了比較合理的「憑才取人」方案,「國家取士,唯才是擇」,堅持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不能為了所謂的區域公平,而讓北方不合格的考生混進來,讓南方合格的考生被淘汰出去。


科舉縱有千百不是,仍然無可否定其在中國歷史上的一項重大貢獻:那就是提供了靈活的社會階級流動管道,貧家子弟可以藉科考上升,配合地域平衡措施,那就連偏遠、發展落後區的人家,也還是能夠有相當機會進入政府服務,改善家戶地位。也因為通過科舉進入政府的人才,有貧有富,有東南有西北,使得政府施政不至於太過偏頗,有其一定的公正基準。
打造一個完全公平的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神話夢想,我們必須接受社會有貧有富、有強有弱的事實,不過同時我們應該致力於保證社會上有讓貧者可以致富、弱者可以轉強的管道,如此一來在貧者、弱者心中保留奮鬥的希望,在富者、強者心中深植警惕;二來讓富者、強者因為顧忌自己有一天可能轉成貧者、弱者,而不敢太過分欺負貧者、弱者。
考試,一向是中國傳統裡最重要的「翻身」管道,只要社會上大家仍然普遍重視考試,考試就有機會提供上下流動管道。最怕的是有些什麼顯性或隱性的做法,破壞了考試的作用。顯性的,例如關說作弊更動考試結果;隱性的,例如說考試項目過度依賴昂貴的特定訓練過程,以至於使得農村、貧窮人家失去了競爭力。
不公平的考試,比不考更糟;還有,老是只有富人子弟、權力子弟才出頭的考試,對社會產生的負面破壞,遠勝於正面建設。讓我們致力於保留窮者、弱者可以藉考試出頭的機會吧!

Thursday, November 23, 2017

余英時: 我沒有「中國夢」

余英時:

我沒有「中國夢」,有的只是人類的夢,我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樣的社會才是我的夢。我沒有要中國非常強大,凌駕於世界,這是中國人的虛榮心作祟。這種民族主義不是好東西,中共現在唯一能利用、有號召力的就是這點。民族主義應該只有被侵略時才應該有,那是為了讓大家團結起來抵抗外侮。

Wednesday, November 22, 2017

initially planned to read one chapter
end up reading 5000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Monday, November 20, 2017

錢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C%A2%E7%A9%86

Friday, November 17, 2017

包租代管

為了鼓勵房東釋出空屋,參加包租代管計畫的房東也可享有稅率優惠,房屋稅從1.5%降至1.2%,地價稅則從1%降至0.2%,還有修繕補助,且房東在同意包租代管的第一天,就可以開始收租。
檢討過去的「代租代管」政策失敗經驗,我們發現除了稅賦外,很多房東也擔心租屋糾紛,因此,這次全新的包租代管計畫,我們用制度化的管理與規範,房東不用直接面對房客,風險會由平台業者承擔。
我們很難讓每個人都買得起房子,但至少要讓大家租得起。公共住宅之外,我們希望用「包租代管」計畫,讓這些空屋發揮意義,成為更多人能夠落腳的「家」。

http://www.udd.gov.taipei/rentmatch/

Thursday, November 16, 2017

秩俸

秩為秩次
俸為俸額

漢制以若干"石"表示秩次
以多少"斛"表俸額

中國文官制度史 (上) 楊樹藩 著

四民: 士、農、工、商

四民是古代中國對平民職業的基本分工,指士、農、工、商,但其次序歷代有所不同。春秋穀梁傳按「士商農工」劃分:「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但有論者認為這個次序並無隱含社會高低之義。荀子王制篇有「農士工商」的排列。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日知錄曾說:「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指春秋時期齊國宰相管仲最先訂下「士農工商」的次序,其言:「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一直沿用至今。

雖然中國古代為農業社會,然而四民向來以「士」為首。由於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並設立「五經博士」,加上其後科舉制度的推波助瀾,讀書應試成了提升社會地位的最佳途徑。士在朝可助帝王治天下,在野可為地方精英領導社會。士大夫階層遂成為舉足輕重的社會重心。這一點可從中國民間時常流傳的一些諺語或社會生活的實際景象中得到證明。如「耕讀傳家」及「半耕半讀」等諺語,便呈現出社會對子弟的一種普遍期望──只要讀書,就有求仕進的機會,而當官的正統途徑,便是讀書成為士人並參加科舉。故父親種地為業,以讓兒子有讀書成名的機會;若有兩個兒子,則哥哥便多做一些,讓弟弟多些時間唸書;若有三個兒子,他們更可設法讓么弟空出整個時間來讀書,這都是在中國社會中尋常可見的實際景況,因而有詩句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Tig Notaro laughs through her darkest moments

大陸禁片《鏗鏘集 百年一願 (上集) 》 (1/4)

Wednesday, November 15, 2017

Chinese bureaucracy, bureaucrat

國家為達統治目的, 須設立許多機關, 這些機關需要有人來處理公務, 故有了選舉問題。選舉和世襲相反, 世襲(一位位置出缺, 便有一個合法的繼承人, 不容加以選擇), 選舉(無預先/定之限制, 選舉最適當者擔任公職) (沈,5)
  • 中國自秦以來, 為一廣大眾民之大邦, 西方近代民選代議士制度, 非中國先民可操縱; 中國國家歷年舉行考試, 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 使人民有參政機會 (錢穆,2017, 上, 16)
  • 王室--政府(宰相為首)--社會(民間); 政府與民間所賴以溝通者為科舉 (錢穆,2017, 上, 27)
  • 中國政制之廢宰相, 統政府於王室之下, 起於明而完成於清 (600年)---獨夫(皇帝)專制, 王室久握獨裁之權(錢穆,217, 上, 27,28)
  • 士子經察舉, 或經中正品舉, 或由學校出身, 皆須經主選機關提請皇帝任命, 方為國家文官; 主選機關須銓衡士子之資格, 再予選送天子任命, 此段過程, 稱為"銓選" (楊, 上, 142)
  • 自兩漢以下, 即一向以地方察舉及公開考試, 定為人民參加政治惟一的正途(錢穆, 2001, 102)
  • 初入仕途, 必經由察舉與考試。進入仕途後之升遷與降黜, 則全憑其實務服務成績而銓敘之。此項銓敘權, 不操於宰相,而操之吏部, 但不操於吏部的長官, 而操之於其屬員----此考功課績之法, 遠始於漢代, 發展到唐代最臻精善 (錢穆,2001, 104)
  • 中國傳統政治, 注重政府之職能, 設一官, 必有一官之職, 有一職, 必有一種稱職與不稱職之責。管理和監察此種責任者為御史(代替皇帝和宰相來負責監察政府下面官員之稱職勝任與否)和諫官(負責監察皇帝) (錢穆,2001, 104) 
  • 選拔人才的責任, 自漢至唐之辟舉, 交付與各級行政首長自行擇用其屬員。考試權交付與禮部與吏部。宋代以後則專在禮部(錢穆,2001, 110)
  • 考課/考績升黜權, 交與吏部(錢穆,2001, 110)
  • 監察彈劾權交付與特設的獨立機關: 唐代有御史臺, 下至明代有都察院(錢穆,2001, 110)
  • 對於皇帝之諫諍及最高命令之覆審與駁正權, 交付與給事中與諫官; 此兩官職, 唐代隸屬於宰相, 宋以後至明漸成獨立機關, 清代則廢止不復設 (錢穆,2001, 110)
三代以前
  • 選舉制度, 在三代以前, 與世襲並重; 古代選舉限於士以下, 大夫以上乃是世官(楊, 上, 142)
  • 部族組織之首領由大眾公舉, 主持國政者為求政治整飭, 不得不引用下級分子, 鄉間的賢能及漸有升用於朝廷的機會(沈,6)

上古三代: 夏, 商, 西周
  • 夏商周三代以學校取士; 三代之治, 以周代舉士的典則較為完備(沈,1)
  • 三代學校(夏曰校, 殷曰序, 周曰庠, 學則三代共之): 1.大學--學 (夏,商, 周); 2.民間小學--校(夏), 序(商), 庠(周)(沈,9)
殷商
  • 我國官制, 溯及殷商時代 , 封建制度, 世襲制 (楊樹藩, 上, 1)
  • 被分封者, 世世守土治民; 為官者, 世代相傳 (楊樹藩, 上, 2)
西周--封建
  • 周既克殷, 封建之制, 多襲殷法, 分封族屬與姻戚,  守土治民, 世代相襲; 世官世襲, 父死子襲(楊樹藩, 上, 2)
  • 西周封建為一種侵略性的武裝移民與軍事佔領 (與後世統一政府不同, 後世統一政府只以封建制為一種政區與政權之分割) (錢穆, 2017, 上, 53)
  • 周幽王死, 周室分裂; 周平王東遷, 因殺父嫌疑, 不為正義所歸附, 周室天下共主之威信,掃地以盡, 王命不行, 列國內亂, 諸侯兼併, 以下乃成春秋之霸局 (錢穆, 2017,上, 57)
  • 西周封建, 本為一種耕稼民族之武裝拓殖 (錢穆, 2017, 上, 68)
  • 西周時, 外則封建, 內則世卿, 王室與貴族, 相去不遠  (錢穆, 2017, 上, 194)
  • 西周以宗廟為中心, 因宗法及禮治為當時社會秩序的重心(錢穆, 2001, 66)
  • 中國教育制度, 從西周開始 (錢穆, 2001, 230)
  • 天子所轄中央政府下的學校, 類似今日的國立大學; 封建時代諸侯國中之大學, 類似今日之地方大學 (錢穆, 2001, 230)
  • 西周由政府規定出一套制度, 建立起一些學校, 來推行教育事業 (錢穆, 2001, 239)
  • 官立教育, 亦為貴族教育 (錢穆, 2001, 239)
  • 古代學校之習射為主, 武事重於文事; 序者射也  (錢穆, 2001, 231)
  • 學校教育 國有學, 家有塾, 黨有庠, 術有序
    1. 國學(中央學制)--由貴族子弟修學, 依程度深淺, 分為兩級: 小學 (8歲入小學), 大學(15歲入大學)
    2. 鄉學(地方的學校)--平民子弟修學之所, 屬小學性質, 在閭(25家)設有塾, 在黨(500家)設有商校, 在州(2500家)設有夏序, 在鄉(1萬2500家)設有虞庠(沈,9-10)
    3. 古代學校未與行政機關及宗廟分開(沈,11)
周代選士制度: (沈,5-9) 我國選士制度淵源於西周,(沈,13)
  1. 鄉舉里選: 針對地方上的百姓,初由鄉舉里選, 繼由鄉大夫以鄉飲酒禮貢舉到諸侯或天子; 其評選人才的標準分為三等: 德行為上, 其次政事, 再次言語, 一律皆採平日的素行; 這些人才, 並不限定由學校出身, 但其造就和資望, 可能高於學校出身者, 故被選舉後, 往往破格錄用(沈,7)
  2. 學校取才: 由為師者觀察學生德行道藝, 後舉之; 周代行封建,官吏世襲,貴族子弟多由學而入仕(沈,7)
東周: 春秋, 戰國

  • 春秋戰國時代, 封建制度漸形崩潰, 舊教育制度漸破壞, 學校選士之制廢, 諸侯公卿養士之制起而代之; 公立學校漸衰頹, 私人講學盛(沈,12)

春秋
  • 春秋以來, 官守世襲. 仕者世祿, 為貴族社會所牢守; 世官把持政治, 賢智世無從進身--墨子, 荀子二人大力反對世官制(楊樹藩, 上, 2)
  • 齊桓公, 晉文公霸業, 主張: 尊王, 攘夷, 禁抑纂弒, 裁制兼井 (凡在同盟, 互不侵犯, 有爭端, 請於盟主, 公斷, 某國遇外寇, 同盟諸國出兵相救); 自周室東遷, 西周封建一統重心頓失, 內(纂弒)及外(兼并掠奪)多事, 自有霸政, 封建殘喘得以苟延, 霸政可以說是變相的封建中心(錢穆, 2017, 上, 71)
  • 春秋末諸國中受封建傳統文化束縛愈深者, 其改進愈難, 故魯,衛至積弱; 春秋末諸國中受封建傳統文化束縛愈淺者,其改進較易,故齊, 晉相繼稱霸於春秋 (錢穆, 2017, 上, 88)
  • 後霸政衰微, 變為大夫執政, 一方面可視為封建制度繼續推演所產出, 一方面亦可視為封建制度因此崩倒; 列國遂各自分封大夫 (錢穆, 2017, 上, 77-79)
  • 齊,  晉二國之君統纂弒, 維持春秋以來二百數十年封建文化之霸業, 遂以中歇 (錢穆, 2017, 上, 88)
  • 春秋末期君統纂弒, 各國欲急速改變其國家之內部組織, 乃自宗法封建國家激轉為新軍國,秦, 楚因受封建傳統文化之薰陶淺, 故其國家不經內部君統纂弒, 而改進為新軍國(錢穆, 2017, 上, 88)
  • 春秋和平聯盟鎖鏈已斷, 各國遂爭趨轉換成新軍國, 俾於列國爭鬥中之新局面中自求生存(錢穆, 2017, 上, 88)
  • 春秋時代, 學術為貴族所有: 國家即是家族之擴大, 宗廟裡祭祀輩分之親疏, 規定貴族間地位之高低, 宗廟裡的譜牒, 即是政治上的名分(錢穆, 2017, 上, 110)
  • 古代學術, 只有一個"禮"; 古代學者, 只有一個"史"; 史官隨著周天子之封建與王室之衰微,而逐漸分布流散於列國, 即為古代王家學術逐漸廣布之第一事 (錢穆, 2017, 上, 111);  "史官" 為古代王官學之統, 史官為古代政治組織下, 專掌學術之官吏  (錢穆, 2017, 上, 18);
  • 禮本為祭儀, 推廣而為古代貴族階級間許多種生活的方式和習慣, 此種生活皆帶有宗教的意味及政治的效用, 宗教, 政治, 學術三者, 保有親密的聯絡, 祭禮的搖動, 表示封建制度之崩潰;非禮漸從貴族奢僭中產生, 貴族中漸有知禮與不知禮之別, 遂有學者開始從貴族階級中間露眼, 又列國間會聘頻繁, 各國間乃產生一輩多文知禮之博學者 (錢穆, 2017, 上, 112)
  • 在貴族階級逐漸墮落過程中, 往往知禮,有學問者, 比較在下位; 不知禮, 無學問的在上層, 於是王官之學漸流散到民間, 成為新興的百家; 王官是貴族學, 百家是民間學 (百家之言, 民間私議) (錢穆, 2017, 上, 112-113); "史官" 為古代王官學之統, 史官為古代政治組織下, 專掌學術之官吏  (錢穆, 2017, 上, 18);
  • 百家的開先為儒家, 創始者為孔子 (春秋末期), 其祖先為貴族, 避難至魯, 孔子常在貴族家裡當些賤職, 故習得當時貴族之種種禮文, 孔子不只懂得當時現行之禮, 且注意到禮的沿革及其本源, 乃開始批評當時貴放之一切非禮, 孔子對當時貴族之禮, 不僅知道, 實別有一番理想, 別有一番抱負, 欲以改革世道; 孔子之批評, 一面是歷史的觀念,根據文王, 周公, 從禮之本源處看(久矣, 吾不復夢周公), 一面是人道的觀念(哲學的), 根據天命, 性, 仁, , 忠恕等觀點, 從禮的意義上來看(知我者其天乎)(錢穆, 2017, 上, 118)
  • 孔子周遊, 其抱負不在為某一國, 其已超出當時狹義之國家與民族觀念之上, 而貢獻其理想於當時之所謂"天下"(錢穆, 2017, 上, 118)
  • 孔子一面在政治上活動, 一面招收許多學生, 孔門前期學生, 多頗有意政事實際的活動; 後期學生,多偏向詩, 書文學之研討, 孔子較喜歡前期學生; 孔門四科, 1文學(屬後期學生), 2德行 (有才而肯不用的人, 非不通政事,外交者), 3 言語 (外交), 4 政事 (財政, 軍事), 2,3,4 皆屬前期學生(錢穆, 2017, 上, 118-119)
  • 孔子修1詩, 2書, 訂3禮, 4樂, 贊5易, 作6春秋, 所謂六經, 為之前之學, 經孔子之手(經過孔子一番整理與解說), 流傳民間; 春秋為中國第一部民間史之創作(錢穆, 2017, 上, 118-119)
  • 繼儒家而起者為墨子(春秋末期, 戰國初期, 勞工學派), 墨子曾在孔門受教, 後自創教義, 墨為工人, 工人集團而居, 易成學派 (孔子所傳多係儒士, 雖非貴族, 亦與貴族為近), 墨子反對奢侈, 故反對禮樂,  主節用, 節葬 (因貴族禮中最無用且最奢侈者為喪禮; 儒家較承認貴族之禮, 儒家將當時通行的貴族禮重新整理, 使其包含社會全人類的共同含, 儒家極重喪葬之禮, 因其可以教考, 教忠, 教仁, 儒家認為對已死的人儘力, 最可發明人類自有的孝弟忠仁之內心, 喪葬之禮乃人子之自儘其孝); 墨子認為應視人之父若其父, 與其用在死人的身上,不如用在活人的身上, 故墨家說兼愛 (與仁不同; 仁有親疏等差, 故孝弟為仁之本, 先愛父母, 才能愛別人, 為別愛, 仁只指人類內心之自然的傾向與自然的要求, 故日人之性; 兼愛為無分別之愛, 無差別之體, 大同之愛, 抹殺個人, 只就大群著眼, 反乎人心, 為天志,你的父母和我的父母, 在天的意思看來, 全是一樣的), 墨家反對浪費及奢侈, 在兼愛之下, 要人類全過一種平等的生活 (禮為帶有階級意義的生活,故墨家反對之), 墨家要把當時社會上最勞苦的生活, 即刑徒役夫的生活, 作為全人類一律平等的標準生活 (錢穆, 2017, 上, 120-122)
  • 以下之戰國學派,全逃不出儒, 墨二家的範圍: 儒家為反貴族之右派 (較溫和),墨家為反貴族之左派(較激烈), 於戰國時期演變詳如下戰國時代(錢穆, 2017, 上, 122-123)
取士制度:
  1. 求才用人, 但憑游說, 無標準成規, 懲退臣僚, 假過去恩怨, 無一定法則(楊樹藩, 上, 2)
  2. 西周學校選士之制廢, 諸侯公卿"養士"之制起而代之 (沈,12): 春秋時期養士之風出現, 戰國時大盛(有戰國四公子)。國君和貴族公子,,把才德兼備或者有某方面特殊才能的人才,招攬起來,養在自己身邊,時機適合時,就從中挑選人才,選派官職。
  3. 春秋時期劇烈的社會變動,一方面在社會上造就了一批具有特殊技藝的自由流動的「游士」,另一方面,諸侯公卿,大夫強族在激烈而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多產生 一種「急難索士」的迫切要求。社會對有特殊技藝的「士」的大量需要,改變了「士」與各級統治者的原有關係。體現這一人際關係微妙變化的社會現象之一,便是 春秋時期養士之風的出現

戰國: 從春秋封建, 轉移為戰國時代之新軍國, 相應而起, 有政治, 社會各方面激劇變動
  • 由春秋時代許多宗法封建的小國家, 變為幾個中央集權統一的新軍國(錢穆, 2017, 上, 109)
  • 由貴族御用工商及貴族私有的井田制下, 變成農, 工, 商, 兵的自由業(錢穆, 2017, 上, 109)
  • 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錢穆, 2017, 上, 109)
  • 郡縣制的推行: 政府直轄下的郡縣, 代替了貴施的采地; 郡縣政令受制於中央, 郡縣守令不世襲, 視實際服務成績為任免進退; 自此貴族特權階級分割性之封建, 漸變為官僚統治之政府 (錢穆, 2017, 上, 98)
  • 貴施世卿與游仕勢力之更迭: 宗法封建時代, 君權未能超出於宗放集團之上, 君, 卿, 大夫之位, 相去不遠, 君位廢立, 常取於卿, 大夫之公意; 郡縣制的國家, 君權漸脫親屬關係的束縛,  一面是君權之演進, 一面是游仕之得勢 (戰國游仕分析, 略可分5大類: 1.大學者及弟子(荀卿, 李斯), 2.庶孽公子及先世仕宦 (商鞅, 樂毅), 3.資產在中人以上 (吳起, 呂不韋), 4.貧士(張儀, 范雎, 虞卿), 5賤臣下吏(申不害, 趙奢)---均非親屬貴族, 貴族地位降低, 世臣消滅, 君位轉尊, 為郡縣制新國家之特徵 (錢穆, 2017, 上, 99)
  • 軍民漸趨分治:將軍與守臣分職特派, 但封建時代貴族即軍長 (錢穆, 2017, 上, 98)
  • 食祿之新制度: 既不與采邑, 則官吏必食祿 (錢穆, 2017, 上, 99)
  • 食祿必受職, 其有祿無職者, 則惟當時之養賢制: 尚賢觀念代替親貴而起之徵象(錢穆, 2017, 上, 99)
  • 春秋(或含以前)井田制: 過去封建時期採井田制, 井田乃是一種小方格塊內之劃分, 八家戶共一井, 平均分配一家若干畝田, 不令隨便多少, 故封建制度下之農民無兼井, 無貧富 (若有兼井貧富, 則封建制度亦不存在); 方里而井, 井九百畝, 田畝所有權全屬於貴族封君, 所謂"四封之內, 莫非王土, 食土之毛, 莫非王臣", 井字之中間為公田, 其他八家共養公田, 公田所所入歸公, 私田所入歸私, 因人民助耕公田, 始得享其私田之收穫, 此乃一雇傭性質, 如近代為富家看守墳墓而得耕食其墓田; 當時貴族設農稷之官, 頒曆明時, 辨土壤, 擇穀種, 教稼恤農, 巡野督耕 (因四封之內皆其私物, 故勤懇教督), 而農民智昧力弱, 若無貴族指導扶助, 無以善其私田, 故貴族, 農民在此制度下, 相安於一時 (錢穆, 2017, 上, 100-102)
  • (戰國)廢井田制:今分封貴施之采地漸次取消, 則直屬國家之耕土漸次擴大, 於是以前貴族圈地分區小規模的井地, 不得不解放為整塊的農田---商鞅廢井地而開阡陌封疆 (阡陌為大田岸, 封疆猶如大圍牆, 為古代貴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標幟, 一方方的井地, 相互隔絕在格子線裏), 今政治上已由封縣轉變為郡縣, 自可打開格子線, 剷除田岸圍牆, 化成一片, 大整片農田之形成, 即是封建井地之破毀  (錢穆, 2017, 上, 100-102)
  • (戰國)改履畝而稅: 廢公田, 轉就私田徵稅, 視田畝之實收而抽取定額之比率; 貴族田畝日廣, 生活奢淫, 懶惰不肯再理農事; 而農民智慧日開, 能力日強, 努力於私田, 而公田收成轉惡, 乃廢去公田, 履畝而稅; 履畝而稅, 只認田, 不認人, 於是民田得自由買賣, 土地所有權,無形中轉移, 成為耕者所自有, 而兼井亦隨之而起 (錢穆, 2017, 上, 102)
  • (戰國)農民軍隊之興起: 封建時代, 貴族為采邑之大地主, 同時亦成一武裝集團, 一宗族即一軍隊, 又軍器製造,車,甲,戰馬等, 皆為貴族保持地位之事業, 平民無力參與; 封建時代, 農民耕田納稅, 遇戰事徵(牛)車, 牛, 夫 (農人也), 謂之"賦", 農民只為軍隊中之附隨, 並無正式編配入軍隊之權利與資格, 唯貴族漸次奢侈安逸, 國際戰事漸次擴大劇烈, 農民軍隊之編制, 遂成一種新需要, 車戰漸進而為步戰, 故需農民步兵 (錢穆, 2017, 上, 104)
  • (戰國)軍功得官制度: 大夫纂位, 舊貴族失其地位, 漸次設立以軍功得官之制度, 吳起在楚, 商鞅在秦, 行以軍功代貴族之新法; 以前是貴族任戰士, 現在是戰士為貴族; 農民軍隊及井田制之廢棄, 為新軍國謀富強之二要端, 促進宗法貴族之崩潰(錢穆, 2017, 上, 104-106)
  • 工商大都市之發展: 春秋時, 工商皆世襲於官, 為貴族御用, 非民間之自由營業, 今封建貴族漸崩潰, 自由經商乃漸漸興起; 舊貴族沒落, 商賈與軍人代之而興(錢穆, 2017, 上, 106-107)
  • 山澤禁地之解放: 封建時代之貴族采邑, 除井地外, 山林藪澤, 全列為禁地, 為貴族封地之私產, 農民唯有耕稼為生; 今農民漸游離耕地, 侵入禁地, 找尋新生業, 貴族不能禁阻; 一開始視農民此行為為盜賊, 欲攻之, 但攻之不能止, 乃不得已而加以一種征收, 古人目工商業為姦利者為此; 捕魚, 煮鹽, 伐木, 採礦等, 均由農民侵入禁地而始有; 秦漢政府收山澤之稅, 為王室私入,乃由此禁地觀念轉變而來, 自由商業進行 (錢穆, 2017, 上, 107-108)
  • 貨幣使用: 因商業發展, 而貨幣之使用逐興, 為戰國之新形態 (錢穆, 2017, 上, 108)
  • 戰國初期 (受春秋末影響): 孔墨時期之思想, 針對貴族階級; 戰國學派,全逃不出儒 (春秋孔子), 墨(春秋末, 戰國初之墨子)二家的範圍: 儒家為反貴族之右派 (較溫和),墨家為反貴族之左派(較激烈); 於戰國時期演變為: 
  1. 右派較溫和, 得保持樂觀, 故積極而向前: 法家 (極端右派), 陰陽家, 縱橫家皆屬右派; 孔子死後, 貴族階級崩壞, 儒家思想暫先轉入消極之路 (如子夏, 曾子, 受到貴族尊養奉事, 轉成成自高位置, 傲不為禮的態度), 再由此消極狀態又轉回積極的新路(開始在政治上實際活動), 乃成為法家 (李克/為子夏弟子,吳起/為曾子弟子,商鞅/為李克, 吳起之後起), 法家用意, 在把貴族階級上下秩序重新建立,此仍是儒家精神, 然吳起 (游仕)在楚, 商鞅 (游仕)在秦, 均因受貴族攻擊而殺身
  2. 左派較激烈, 易陷於悲觀, 故常偏於消極而倒轉: 道家 (極端左派), 農家, 名家皆屬左派; (錢穆, 2017, 上, 123-124)
  • 游仕的勢力及地位漸高, 但其拚命苦幹精神卻漸消 (地位高了, 自然不願犧牲), 自吳起, 商鞅以下, 漸變成以術數保持祿位的不忠實態度, 例如申不害, 以後游仕對各國皆不能有真實偉大之貢獻, 與吳起, 商鞅大異也 (錢穆, 2017, 上, 125)
  • 游仕逐漸得勢, 其不僅以術數保持祿位, 不肯竭誠儘忠, 且各結黨羽, 各樹外援, 散布在列國政府裡, 為他們自身相互間謀私益 (國君有國界, 游仕無國界, 游仕為自身謀, 故造成各國政府裡層之聯合; 國內的進退, 引起國際的變動, 造成君權退削, 臣權轉進), 成了縱橫之局(蘇秦在東方, 張儀在西方, 各為國相, 互相默契, 而保持祿位, 尚有公孫衍)--表面看來為游仕之腐化, 另一面則為平民學者地位與勢力之逐步伸張, 乃至高於列國君權之上(錢穆, 2017, 上, 125-126)
  • 戰國中期: 游仕逐漸得勢, 其開始注意到自身出處和生活問題 (全從自身著眼), (孔墨兩家對多對貴族發言), 其注意的焦點, 由貴族身上, 轉移至自己身上, 可分為五派: 1. 勞作派(墨家苦行之嫡系, 如,許行, 陳仲, 君民並耕, 不恃人而飯), 2. 不仕派 (滑頭的學士派, 如,田駢, 安享富貴生活, 寄生在貴族下, 唱不仕高論), 3. 祿仕派 (以法術來保持祿位, 即縱橫家, 如公孫衍, 張儀; 縱橫即聯絡各國之祿仕主義者, 以外交路線互結成一方, 以期於不可倒), 4. 義仕派(儒家之正統, 如孟軻, 承認政治的生活/即承認君子禮樂的生活/文化的生活, 反對游談寄生之生活/即反對學者之貴族生活, 主張士應以官職來換俸祿/不應以妾婦之道謀祿位), 5. 退隱派(道家之正統, 以莊周為代表,徹底反對政治事業, 不一定主張刻苦勞作生活, 不願有禮樂文化, 支持冥想生活)(錢穆, 2017, 上, 126-129)
  • 平民學者逐漸得勢, 貴族階級對其亦逐加敬禮, 於是從國君養賢, 進一步到公子養賢, 公子養賢: 孟嘗君, 平原君, 信陵君, 春申君, 惟四公子門下, 真士少, 偽士多(不夠尊養資格者), 游仕氣燄高張, 但不見其貢獻(錢穆, 2017, 上, 130)
  • 春秋末, 戰國初期: 孔墨時期之思想, 針對貴族階級; 戰國中期: 孟子, 許行時代之思想, 偏重學術界如何對付政治界之問題 (即士之出處問題); 戰國末期: 政府界應如何對付學術界之問題(思想智識之統治問題)(錢穆, 2017, 上, 131)
  • 戰國末期: 反游仕, 主張裁抑戰國末年游士高張之氣燄, 政府界應如何對付學術界之問題(思想智識之統治問題); 老子(反尚智, 反游仕食客, 主張在上者無治, 在下者歸耕), 荀子(主禮治, 禮為人倫, 主張去世襲之貴族, 而以才智為等級, 以聖王為尊, 以王制為是非之封界, 主定學術為一尊, 秦漢以下政治, 漸走上此路); 韓非(主法治, 為褊狹國家主義者, 有強烈階級觀念, 主張貴族階級統治者之私利, 韓非為韓之諸公子, 未忘情於自身之私地位, 聖人之治道在利,名, 威; 引用荀子性惡論, 提倡尚權力的反人道主義, 反對文學言談之士, 驅民於耕戰, 以斬首敵人為勇);三家議論, 皆已為秦漢統一政府開先路 (錢穆, 2017, 上, 131-133)
  • 思想自由, 百家爭鳴。接代了正趨没落之貴族階級, 開創出秦漢以下士, 農, 工, 商之四民新社會 (錢穆, 2001, 238)
學校教育 (孔子/春秋末期以下及於戰國)
  • 戰國時, 古代學校之制已破壞 (錢穆, 2001, 231)
  • 有教育而無學校之時期---教育自學校中解放, 而歸入於私家友朋集合  (錢穆, 2001, 233)
  • 因周室東遷, 中央政府早不為民眾所重視, 列國間卿大夫漸有不悅學之現象, 地方學校逐步廢了, 學校與教育, 漸歸到平民社會中 (錢穆, 2001, 233)
  • 孔子將以前相傳的貴族教育開始移轉到平民社會; 孔子以前的教育, 限制在政治圏中; 孔子以後的教育, 乃脫離政治圏轉入社會而自為發展 (錢穆, 2001, 233)
  • 孔子以禮, 樂, 射, 御, 書, 數為教, 當時謂之六藝, 為當時貴族階級日常事務中所必須歷練的幾項才幹 (錢穆, 2001, 234)
  • 孔子當時傳教, 實沒有一學校, 後人稱為開門授徒私家講學 (錢穆, 2001, 235)
  • 當時教育界多反現實政治, 但政治界則儘量崇重此輩講學之人 (錢穆, 2001, 236) 
選士制度:
  1. 戰國舉士, 各國君主多引用游士(沈,9), 另有諸侯公卿"養士"之制 (沈,12)
  2. 周室東遷後, 春秋時期, 仍是世卿的局面。到了戰國,各國引用游士, 始開布衣卿相 (沈,13)
  3. 戰國游士參政是無制度的(錢穆, 2001, 17)
  4. 游士---非土著不安居 (錢穆, 2001, 238)

: 中國政治制度之創建
  • 秦享國時間短
  • 秦有天下, 廢除封建,世官既已不存, 代之而有公開取士之制 (楊, 上, 7)
  • 秦, 郡縣制成立, 平民/貴族兩階級對立之消融; 雖封建遺形尚未全絕, 然終不能再興 (錢穆, 2017, 上, 140)
  • 秦代天下盡為郡縣, 舉國統於一王, 天子世襲, 丞相(含以下)不世襲, 天子高高在上,天子勢孤易倒 (錢穆, 2017, 上, 194)
  • 廢周式封建制度, 又停世官之法; 除天子世襲外, 宗室子孫不予封土, 宰相以下官員, 皆選自民間, 呂不韋以商人為宰相, 李斯由布衣陞升為三公,開文官制度之先河 (楊樹藩, 上, 3)
  • 秦學術可分為二派: 
    1. 古官學: 時間在前, 乃早由儒墨兩家所傳播, 所謂詩書堯舜, 法先王, 為先秦較舊之學派, 盛行於東方齊,魯;  漢初稱之為詩書古文, 中漢後稱為六藝, 或六經
    2. 百家(私家)之學: 時間在後, 為戰國較新學派, 乃民間新興學, 儒墨以後, 百家競起, 率自以其所見創新說, 不必依據古經典,遍及中原三晉 (三晉之士, 急功好利, 率務趨時, 不樂為純學理之研討, 兵,刑,農,法,縱橫,老莊,陰陽家皆是, 韓非, 李斯皆中原籍, 遊秦者以中原功利人士為多, 齊,魯學人, 少有入秦者) 
  • 秦代焚書, 最主要者為六國史記(當代官書), 其次為詩書古文(古代官書之流傳民間者), 不包括百家言(後起之民間書) (錢穆, 2017, 上, 169-170)
  • 秦雖禁書, 史官, 博士官仍未廢: 史官乃古代政府中之學官, 專責掌官書; 博士官掌新興百家民間學, 為後代政府新設之學官 (錢穆, 2017, 上, 171)
  • 王官之學, 流而為家, 於史官之外, 復有博士, 此二者同為政府組織中專掌學術之官吏; 史官為古代王官學之傳統, 博士官為後世新興百家學之代表(博士亦屬太常, 是學術仍統於宗廟也) (錢穆, 2017, 上, 18)
  • 博士遠始於戰國, 齊之稷下先生亦博士之類, 秦博士70人, 掌通古今, 西漢承之(錢穆, 2017, 上, 175)
  • 博士為太常屬官, 太常掌官廟禮儀, 史官, 博士官皆屬太常, 即古代學術統於宗教之遺制(錢穆, 2017, 上, 175)
  • 史官(太史)僅與星曆卜祝為伍, 博士得預聞朝政, 出席廷議而見諮詢, 則社會新興百家之學, 已駕於古代王官學而上 (錢穆, 2017, 上, 18)
  • 自秦以來, 占夢, 求仙之術, 皆得為博士, 乃帝王之所好 (錢穆, 2017, 上, 18) 
  • 自秦以來, 中央最高首領為天子, 而實際負行政之責者為丞相, 丞,相二字皆副貳之意, 丞相即副天子也; 天子世襲 , 丞相不世襲; 天子為全國共戴之首領,不能因負政治責任而輕易調換 (代表國家一種恆久精神, 始皇帝之稱, 不足深怪);丞相乃以副天子而身當其衝; 最理想的狀態為君及相皆賢, 否則若天子因世襲(未必賢), 而丞相可補天子之不足; 即使天子及丞相均不賢, 丞相可以更換, 如此則政治不致據壞--有丞相即非君主獨裁, 即非專制, 權力歸人主, 政策出於中書 (宰相) (錢穆, 2017, 上, 178) 
  • 秦始皇時, 納李斯之議, 禁以"文書詩書百家語"教學, 雖有博士70人, 但只能掌通古今, 參加廷議, 不掌教學之職, 故無博士弟子之設 (楊, 上, 39)
  • 秦始皇時, 曾因博士官中有主張復行封建者, 秦始皇加以清除, 嚴禁以古非今。凡博士治古史者, 全部罷黜 (錢穆, 2001, 240)
  • 秦尚法治, 故其官吏風氣, 誠僕奉公  (楊, 上, 214)
  • 宰相在封建時代, 只是一個管家(故稱宰), 或副官(故稱相)。但一到秦漢以後郡縣時代, 大一統政府產生,皇帝化家為國, 於是管家的變成管理全國行政, 封建家庭中的私職變成了大一統政府裡的公職 (錢穆,2001, 104)
  • 宰相原先只是一個皇帝的總管家, 亦可說是皇帝的代理人, 但又可說是一個副皇帝(錢穆,2001, 104)
  • 宰相在漢代也稱丞相, 丞字亦為副官之稱(錢穆,2001, 104)
  • 副皇帝代表皇帝來管理國事, 同時也代表皇帝來負其不稱職的責任(錢穆,2001, 104)
教育制度 (錢穆, 2001, 239-240)
  • 秦代統一, 欲將春秋末期以來, 私人教育收歸政府, 由政府來辦理
  • 設有博士官, 博士官雖受政府祿養, 但不負實際政治責任, 只為顧問, 供參議, 而同時得收納弟子
  • 政府仍尊重學術, 尊重學者
選士制度:
  • 秦有公開選賢試吏之制。選賢之外, 下級吏員則行考試 (楊, 上, 16)
  • 漢代中央乃至地方官吏, 全由政府選拔任用, 在政治上無貴族世襲特權之存在(錢穆, 2001,12)
西漢
  • 平民政府/政權之初創
  • 西漢初, 王室, 政府界限不清;宰相, 御史大夫 (副宰相)為天子私臣(錢穆, 2017, 上, 199-201)
  • 秦代天下盡為郡縣, 舉國統於一王, 天子世襲, 丞相(含以下)不世襲, 天子高高在上,天子勢孤易倒; 漢鑒於秦亡之速, 乃以宗室, 功臣, 外戚與王室相夾持而為治 (宗室, 功臣, 外戚為朝廷之三大系); 外則大封同姓為王國(與郡縣相雜); 內則丞相,御史大夫諸要職, 不世襲, 且只有封侯者得擔任---外有封王, 內有列侯, 俾相扶護; 猶嫌王室單微, 乃援用外戚以輔之 (錢穆, 2017, 上, 194-195)
  • 西漢初, 就政府最上層而言, 大封同姓與功臣, 有功乃指軍功而言; 先有異姓封王, 繼則削平異姓, 封王限於同姓, 再則諸王惟食邑而已, 同於富人, 自景, 武下逮東漢, 封建名存實亡(錢穆, 2017, 上, 140)
  • 西漢初, 政府最上層下面之官僚, 大半由郎官或吏出身; (1)郎官為隨從在皇帝附近的待衛集團,掌守門戶, 出充車騎, 多至千人, 制度略近於戰國時代國君及至於貴族卿相門下的食客與養士, 郎官多來自廕任(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 得任其子一人為郎--為變相的貴族世襲), 貲選(富人--為封建貴族消滅後的新貴族), 特殊技能(文士, 侏儒, 為皇帝一時好奇心所好, 而畜之宮中--為皇帝私人); (2) 吏為各官署的幫辦人員, 吏的來歷, 無一客觀標準, 大體仍多為富人所得  (錢穆, 2017, 上, 166-168)
  • 西漢初之政治組織第, 第一層是宗室(封建諸王), 第二層是武人(以軍功封侯, 漢初制度非封侯不得拜相, 而封侯者為軍人也), 第三層為富人(得以貲選郎,吏, 謀出身), 第四層為雜層(無論為郎或為吏, 皆須憑藉機緣進身而得在上者之喜好,文學, 儒術亦屬雜途之一) (錢穆, 2017, 上, 168-169)
  • 西漢初政府代表一種農民素樸精神, 無為主義為農民社會思想之反映 (農民或民心理要求無為), 恭檢無為, 與民休息; 因無為, 故因循秦制, 漢初制度,法律, 一切全依秦制, 既依秦舊制, 則勢必以法為治, 學問文章非所重, 不重視學術 (文帝時, 始下求書詔); 景帝削平吳,楚七國之亂, 平民政府之統一事業始告完成 , 因七國之亂後, 經濟破產, 人心亂, 乃採黃老無為而治; 文景之治(錢穆, 2017, 上, 156)
  • 戰國晚年申不害, 韓非之法家思想, 繼黃老而為漢治之指導: 在文, 景時代, 漸有酷吏出現, 用朝廷法律來裁抑社會上的游俠與商人, 功臣/列侯/宰相/大臣亦不斷受朝廷法令制裁, 中央統一政府之權力與尊嚴, 逐漸鞏固, 而後孕育出漢武一朝之變法--漢政府文治, 始於武帝(錢穆, 2017, 上, 157)
  • 黃老清淨無為, 僅足暫度一時, 漸政事待理, 則走上申, 韓刑法一路, 沿襲秦人以吏為師, 以法為教之餘習, 要革除秦弊, 則須另開文教, 漸從法律刑賞轉到禮樂教化, 由申,韓轉入儒家之復古更化 (由百家法後王轉變為六經法先王; 賈誼開其先聲, 倡中央政府文治思想), 武帝即位, 大興儒術 (錢穆, 2017, 上, 174)_
  • 西漢初社會, 農民賦稅重, 因負擔重, 農民乃出賣耕地, 進而出賣自身為奴(如此可免賦役); 否則亡命(脫去籍貫, 流亡他鄉. 以逃避國家課稅, 失去公民資料), 收留亡命者有罪, 但任俠則因有利可圖, 乃冒罪藏匿亡命者; 故西漢初商人盛畜奴婢, 任俠必多匿亡命(稱為賓客,與奴婢身分相近), 亡命者會為任俠作很多事 (含犯法不當事); 二者形成社會的中層(錢穆, 2017, 上, 163-165)
  • 兩漢以來農民, 以公民資格自耕其地, 而向政府納租 (田地為農民所有, 故農民得自由買賣)(錢穆, 2017, 上, 367)
  • 西漢初學術, 可推溯至先秦, 先秦學術可分為二派: 
  1. 古官學: 時間在前, 乃早由儒墨兩家所傳播, 所謂詩書堯舜, 法先王, 為先秦較舊之學派, 盛行於東方齊,魯;  漢初稱之為詩書古文, 中漢後稱為六藝, 或六經
  2. 百家(私家)之學: 時間在後, 為戰國較新學派, 乃民間新興學, 儒墨以後, 百家競起, 率自以其所見創新說, 不必依據古經典,遍及中原三晉 (三晉之士, 急功好利, 率務趨時, 不樂為純學理之研討, 兵,刑,農,法,縱橫,老莊,陰陽家皆是, 韓非, 李斯皆中原籍, 遊秦者以中原功利人士為多, 齊,魯學人, 少有入秦者) 
  3. 秦代焚書, 最主要者為六國史記(當代官書), 其次為詩書古文(古代官書之流傳民間者), 不包括百家言(後起之民間書) (錢穆, 2017, 上, 169-170)
  • 漢武帝聽董仲舒議, 專立五經博士, 罷黜百家,  為對秦始皇焚書, 禁以古非令之一反動也, 且博士性質大見澄清, 乃始由方技神怪旁門離流中解放, 而純化為專治歷史與政治之學者; 所謂通經致用, 即是會通古代歷史知識, 在現實政治上應用; 博士(官)兼負國家教育之責; 專士弟子遂成為入仕惟一正途---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脫離 (秦代及以前,博士亦屬太常, 是學術仍統於宗廟也,且占夢, 求仙之術, 皆得為博士), 且與政治獨立, 自此以往, 學術地位, 常超然於政治勢力外, 而享有其自由, 亦常儘指導政治之責任 (錢穆, 2017, 上, 18, 169-170)
  1. 秦始皇時, 曾因博士官中有主張復行封建者, 秦始皇加以清除, 嚴禁以古非今。凡博士治古史者, 全部罷黜。焚書禁以古非今, 主"法後王", 乃筍卿所主張 (錢穆, 2001, 240)
  2. 漢武帝則一反秦舊, 把凡治戰國百家言的博士都廢了, 只立五經博士。五經講求古代史實(上研古經籍), 表彰五經, 主"法先王", 孟子所主張(錢穆, 2001, 240)
  • 博士為太常屬官, 太常掌官廟禮儀, 史官, 博士官皆屬太常, 即古代學術統於宗教之遺制; 博士並無政治上實際任務, 只代表著古代貴族政府, 軍人政府下一輩隨從的智識分子, 故其性質極雜, 占夢, 卜封皆為之(略如西漢初期之郎官, 後代之翰林供奉, 惟視帝王所好)(錢穆, 2017, 上, 175)
  • 六經為古官書之流傳民間者, 漢儒之通經致用, 即由過去歷史及哲學來論政治 (法家只守法令, 經學則進一步講道義; 法官只沿習俗, 襲秦舊, 經學稱古昔, 復三代) (錢穆, 2017, 上, 176)
  • 博士雖不參加實際政務, 但常得預聞種種政務會議, 故對政治漸發生影響 (自秦人之以吏為師, 以法為教, 漸變為朝廷採取博士們的意見, 則政治漸受學術指導)(錢穆, 2017, 上, 176)
  • 博士設弟子員 (額定50人, 政府負有教育青年之責), 能通一經以上, 得補吏--自此漸有文學入仕一正途, 代替以前之廕任與貲選, 士人政府由此形成(錢穆, 2017, 上, 176-177)
  • 禁止官吏兼營商業(議始於董仲舒), 不斷裁抑兼并(土地侵夺或经济侵占)--漢武鹽鐵官賣(錢穆, 2017, 上, 177-178)
  •  打破封侯拜相之慣例, 宰相遂不為特定一階級所獨占: 漢初政治, 宰相只用封侯階級(即軍人也), 漢武帝始相公孫弘(布衣儒術); 漢初政治上之勢力為宗室,軍人及商人(廕任與貲選), 轉變為士人, 文治精神; 漢制雖禁商人入仕, 然以貲選入任之富人多先為商人; 自漢武帝後, 轉變為士人政治, (錢穆, 2017, 上, 178-180)
  • 西漢初宰相皆列侯為之(當時宰相為皇帝之私人也), 御史大夫為副宰相 (御史有中丞, 得治王宮之政令)。漢武帝後宰相由土人擔任, 漸有其尊嚴地位, 漸與王室分離; 而王室不得不仍有其私臣, 於是遂有大司馬大將軍(外戚)輔政之制。漢武帝後, 中/內朝(王室)與外朝(政府)始分, 宰相為外朝(政府)領袖, 大司馬大將軍為內朝輔政(王室代表, 大司馬大將軍多由外戚為之)。封王(封建), 列侯(世卿)漸次在政治上消失其地位, 漢武帝後的文治政府漸形成, 王室與政府漸次分開 (但外戚卻由此得到政治上的地位, 演變為東漢之外戚擅政)(錢穆, 2017, 上, 195-198)
  • 西漢初年的丞相, 御史大夫, 漸轉移為東漢以降的尚書  (錢穆, 2017, 上, 448)
  • 兩漢文治政體---君權(王室)與相權(政府) (錢穆, 2017, 上, 449)
  • 漢儒政治思想: 1. 變法與讓賢: 天人相應, 政治教化亦須隨時改變, 並不認為有萬世一統之王朝, 亦不認有歷古不變之政制; 漢武帝以前, 漢儒鼓吹變法; 漢武帝之後, 漢儒鼓吹讓國; 2. 興禮樂和講教化:朝廷應恭儉自守, 且應對社會一般的經濟不平等狀態加以調整(錢穆, 2017, 上, 183-186)
  • 王莽受禪與變法: 王莽失敗後, 變法禪賢的政治理論, 從此消失, 漸變為帝王萬世一統的思想, 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 絕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錢穆, 2017, 上, 187-188)
監察(錢穆,2001, 105-106)
  • 御史大夫在漢代是一個副宰相(握監察大權), 副宰相又有兩個副官
  1. 御史丞: 代宰相管理監督, 監察政府(外朝), 包中央及地方政府之官吏
  2. 御史中丞: 代宰相管理監察皇帝及皇室 (皇室稱為內朝)
  • 皇帝也該受監察, 監察皇帝的也該是宰相。但宰相不便直接監察皇帝, 且宰相總攬全國行政大權於一身, 負擔太重, 乃將監察皇帝之職分交給副宰相--御史大夫
  • 御史大夫要監察全國上下, 職責太重, 將監察之職再分給兩丞
  • 1.皇帝為第一級官→2. 宰相→3.御史大夫→4. 御史中丞 (監察第一級的皇帝)
  • 皇帝的責任, 專在任用宰相, 能用到好宰相, 皇帝責任已盡

人才儲備: 郎官制度
  • 秦雖有郎官之設, 多至千人, 但惟掌守門戶, 出充車騎
  • 兩漢則為人才儲備之郎官出宰制度, 中央的郎官, 可以出任地方的守令, 此一制度是經過演變而來, 並非設置郎官的本意為儲備人才 (楊, 上, 41-42)
  • 這些守門戶, 充車騎的郎官, 可細分為: 議郎, 中郎, 侍郎, 郎中; 均輪值警衛, 郎官人數很多, 無一定員額, 各色人等都有, 成為人才薈萃之地, 包括, 以孝廉為郎者, 學術, 以貲為郎者, 功臣子或其家人, 皇親等(楊, 上, 42-45)
  • 以優異的郎官, 出任地方長官,高至太守, 中為縣令或侯國相,下為縣丞,尉等官(楊, 上, 46) 

教育與學校
  • 漢武帝時所興學校, 尚在草創時期, 並無系統可言。當時學校系統為: (1) 中央京師之太學(以博士為師/教授, 其學生為博士弟子/太學生), (2) 地方之邵國學 (其學生取郡國子弟少年聰穎者入學, 學成以後, 貢於京師) (沈, 36-37)
  • 西漢平帝元始三年 (公元後三年), 始制定中央和地方的學制系統 (公立教育)。學校分五級: 中央只有太學一級(屬大學性質)。地方分四級: 學 (由郡國縣邑舉辦), 校 (由郡國縣邑舉辦), 庠 (由鄉眾興辦), 序(由鄉眾興辦); 學,校屬中學性質; 庠, 序屬小學性質。地方學校之等級, 並不明顥, 且無中小學正式的名稱; 學, 校, 庠, 序四級, 沒有連屬的關係, 對於中央的大學, 也不相統屬。由學, 校出身的學生才有資格升入太學求學 (沈, 36)
  • 由地方學校(郡國學校)申送18歲以上青年入太學 (錢穆, 2001, 241)
  • 除了上述公立學校外, 尚另有私人講學盛行, 兒童及青少年所受的教育, 多半付託在私塾, 私墊的勢力有時凌駕公立學校之上。地方政府之公立學校, 時興時廢, 若有若無, 反而無足輕重(沈, 36)
  • 兩漢以學校為中心, 學術和吏治遂成為當時社會秩序的核心(錢穆, 2001, 66)
  • 自兩漢以來,歷代政府均注意國家公立教育之建樹 (錢穆, 2001, 257) 
太學(西漢及東漢)
  • 漢武帝時, 董仲舒提議創設, 當時只有博士(教授)弟子50人, 後人數增多
  • 博士於五經, 有兼通, 有專精, 即使兼通, 須以專經任教; 宣帝之後, 五經共設有14 博士, 即太學中, 共有14 個講座 (錢穆, 2001, 241)
  • 漢武帝立太學, 五經博士在太學中正式任教, 太學生又稱博士弟子---恢復西周官立教育之舊傳統, 但已非貴族教育, 仍是平民教育, 但由政府特立學校來推行(錢穆, 2001, 240)
  • 教育對象分為二種: (1)非現任官吏之青年俊秀, 由太常選拔受業於博士, 名為博士弟子; (2)現任之優秀官吏, 由侯國相, 縣令長推舉, 郡太守選拔, 遺受業於博士, 名為同博士弟子。受教者每年課試一次, 能通一藝/經以上,授之以官職  (楊, 上, 39-41)
  • 如何選取博士/教授: 西漢博士, 多以名流為之, 無選試之法;東漢光武中興以來, 始試而後用; 須保舉而後試, 有缺額始補, 年齡須滿50歲, 設置博士, 須徵求諸博士同意(沈, 37-38)
  • 兩漢取士之途, 除察舉外, 尚有對太學教育之太學生, 予以試選, 任官吏, 始自漢武帝(楊, 上, 39)。
  • 漢制須先進太學, 再經選舉(錢穆, 2001, 249)
  • 漢武帝時, 全國優秀青年受國家大學教育, 憑其成績, 補郎補吏, 加入政府(錢穆, 2001, 101)
  • 由地方學校(郡國學校)申送18歲以上青年入太學; 受業一年, 經考試, 以甲乙等分發; 甲等得在宮廷任皇帝侍衛, 乙等回歸本鄉為吏, 為吏有成績, 可選舉入充皇宮侍衛, 再由侍衛分派到中央及地方政府擔任各職 (錢穆, 2001, 241)
  • 漢武帝定制, 凡進入國立太學的青年, 其成績優異者分派到中央政府任"郎", 為服務宮延一龐大集團(中央皇室的侍衞集團)。成績較次者, 派遣到其所從來的地方, 各歸地方政府為"吏", 為隸屬於各行政首長下之各項公務人。在地方為吏經過一段時間, 由其私人道德及服務成績, 仍得經其所隸首長之考察選舉,而進入中央為郎。政府內外一切長官, 大體由"郎"的階段中轉出/由郎的階級中遴選(錢穆, 2001, 17,66)
  • 博士弟子補/任官經由太學歲試: 分甲, 乙, 丙三科, 甲科及格者任郎中/郎官, 乙科及格者任太子舍人, 丙科及格者, 補文學掌故 (沈, 38); 甲, 乙科及格以外的太學生, 不能取得官職(沈, 42)。漢之甲科, 因學校而起 (沈, 3)
  • 政府成員, 皆須太學出身,或是由太學生服務地方政府為吏之雙重資格為出身--此等人, 皆經政府之教育與選擇, 每一成員, 通經術,文學, 吏事, 漢人謂之" 通經致用"; 縱使丞相, 亦不例外, 必備此資歴----受教育的如能任官職, 教育地位, 在政治之上----漢武帝以下之後代政府, 乃備受後世之崇重   (錢穆, 2001, 241)
  • 東漢時太學生人數眾多, 聚居京師, 太學歲試不及格, 累試不取, 乃造作語言, 奔走朝貴,共為朋黨, 誹謗朝廷, 釀成黨錮之禍(沈, 42)
  • 後太學漸成利祿之途, 來者日眾, 講座14人, 無法教三萬名太學生, 太學逐漸變質(錢穆, 2001, 242)
  • 太學/官學漸不受重視。真心求學者, 轉至社會私學, 民間設教, 開門授徒 (錢穆, 2001, 242)
  1. 今文經學: 為太學博士所講,因其為當時所通行, 故稱今文經學
  2. 古文經學: 民間所授, 因其非為當時所通行, 故稱古文經學

  • 東漢時, 私學代官學而崛起 (錢穆, 2001, 242)
選士制度(西漢及東漢):
  • 西漢政府已完全是一個士人政府(錢穆, 2001, 101)
  • 士人政府---整個政府由全國各地之知識分子 (即讀書人)所組成(錢穆, 2001, 102)
  • 東漢時士人政府制度更加嚴密, 按全國各個行政地域單位, 憑其戶口統計, 每20萬人按年得選舉一人入政府。又防止選舉不實, 有權門請託及徇私舞弊諸現象, 再由政府在各地選舉後, 再加一番考試。(錢穆, 2001, 102)
  • 中國所行的以賢能為標準來甄選政府官吏, 及儘量避免政治上親私作用的各種方法, 其中很多創始於漢代, 其方法包括: 察舉, 辟舉, 徵聘, 荐舉, 蔭任, 學校, 納貲等, 其中尤以察舉最重要(沈,13)
  • 西漢承秦制, 官吏仍有剛直忠國之風 (楊, 上, 214)
  • 東漢, 官風漸趨向清雅 (楊, 上, 214)
  • 漢儒重通經達用, 神化孔子, 來爭取政治領導地位(錢穆,2001, 170)
  • 西漢學者來自農村, 過的是農村淳樸生活, 又多從下層政治實際事務中磨練(錢穆,2001, 171)
  • 士入入仕兩途徑: 地方察舉及中央(公府)徵辟(錢穆, 2017, 上, 208)
地方(郡國)察舉
  • 由天子詔書規定察舉 (楊, 上, 35-36)
  •  兩漢察舉, 多根據鄉里毀譽/大多數人的輿論 (沈,46)
  • 漢高祖劉邦定天下, 鑒於秦代的孤立亡國, 漢高祖劉邦詔賢(高帝11年, 公元前196年,下詔求賢)為濫觴(西漢選士之始)(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 欲招納賢良, 共同治國, 其一切政權, 願開放與天下賢者共之---此詔書之要旨,郡守所管轄的地方, 若確有賢良且具有德行者,必定要親自去勸他出來, 替他備車, 送他到相國府; 如有賢不舉, 則郡守應受處罰---此為漢代求賢的開始 (沈,14)(錢穆, 2017, 上, 177, 208)
  • 文帝:
  1. 文帝二年 (公元前178年): 因日食故, 乃下詔舉" 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者, 設題指事, 選士方法較為進步---此為"對策","射策"的起源, 也是科舉制度的濫觴。文帝鼓勵士子上書言事;一般士子乃以上書的方法,藉以表現其見解和學識, 作為進身之階, 較由人推荐而出身, 更勝一籌(沈,14)
  2. 文帝15年(公元前165年), 始親策"賢良",詔書指定應選者就四項發言: 朕之不德, 吏之不平, 政之不宣, 民之不寧;此為武帝後策試"孝""秀"之前身, 二千年來的"對策", 均沿襲此制(沈,14)
  • 漢代選士制度, 名目繁多, 沒有一定的規律, 往往因一時的需要, 或因時君的好尚, 即開設某科, 大體可以分為二類: 賢良方正(時間較先), 孝廉茂材(時間較後)
  • 賢良---傑出人才(錢穆,2001, 269)
  • 漢初, 詔郡國荐舉人才, 賢良方正與孝廉茂材二科並行, 西漢舉賢良文學, 則令其對策, 取其忠言嘉謨, 足以佐國, 崇論宏議, 足以康時, 故非試之以對策, 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其履行, 而非資其議論(沈,21)
  • 東漢之賢良方正, 不如西漢多; 但東漢孝廉、茂材遠多於西漢 (東漢之孝廉之一科,尤為發達) (沈,25)
  • 漢代察舉, 首重道德, 故後世稱漢代教育為德治時期的教育, 在上位者雖以此極力提倡,但行之一久, 不免弊病多, 竊名偽服, 矯揉造作之輩,以詐偽相尚, 貴人勢家請託 (沈,25)
  • 兩漢察舉, 以賢良及孝廉二科, 得人最盛, 而孝廉的察舉, 常較賢良為難, 其變革也較多。(楊, 上, 34)
  • 當時社會風氣, 重視賢良, 輕視孝廉(錢穆,2001, 269)
  1. 賢良合於"直言極諫", "文學", "高第"諸科, 其取之也以"言", 故多加策試
  2. 孝廉兼有"茂材異等", "至孝", "篤行" 諸科, 其取之也以"行", 故重在考察
  3. 言采易見, 德行難知; 策試可憑, 考察難見----故不得不用公平客觀的考試方法以補選舉制度的不足, 故選舉法制的變遷, 即逐漸趨向於考試一途(楊, 上, 34)
  • 東漢章帝時, 恢復"四科辟士"之法, 有似考試分科的雛型(楊, 上, 34)
  • 東漢和帝時, 按人口比例為察舉的標準, 有似考試名額的雛型(楊, 上, 34)
  • 東漢順帝時, 從左雄的建議, 郡國舉孝廉限年40歲以上, 並加以考試---似於考試年齡和筆試科目的雛型(楊, 上, 34)
  • 初以孝廉之選, 應者寥寥--- 故有逐歲察舉制度(楊, 上, 34)
  • 因郡國守相之察舉,不明真偽---故有四科辟士(章帝)(楊, 上, 34)
  • 因察舉額不均---故有按人口分配制度(楊, 上, 34)
  • 因郡國舉孝廉, 率取年少報恩者, 耆宿大賢, 多見廢棄---故有限年齡制度(楊, 上, 34)
  • 賢良一科多徵已仕, 鮮及布衣, 其策試求言, 多因天災時變而起 (楊, 上, 34)
  • 起初孝廉被舉, 即任官, 多取虛聲; 後變為孝廉先選舉後考試, 非以自由競爭的方式入選 (因須先由郡國太守察舉)(楊, 上, 34-35) (沈, 45)
1.賢良方正: 特科, 目的為朝廷特意延訪人才,諮詢政事
  • 立制初意,似訪戰國時代招賢, 於世胄貲選以外,別開一格, 由諸侯王, 公卿, 郡國選送的人才, 經天子策試者, 謂之特舉或特科, 或制科 (沈,15)
  • 詔舉時間, 並無規定(此制無一定期); 被舉者之資格,亦無限制; 尤其國家遇有天子即位,祥瑞或災異時, 朝廷用詔舉方法, 囑政府各部內外長官, 各就所知, 列名推荐, 網致賢能 (漢代皇帝都相信災異之來, 乃上蒼對其治理人民德薄能鮮之警告) ,例如,文帝二年 (公元前178年): 因日食故, 乃下詔舉" 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者。(沈,15)(錢穆,2001, 269)
  • 後來每逢國家有大事發生, 皆特別下詔, 令公卿,郡國舉賢良者,天子親子策試, 以定高下。(沈,15)
  • 若有其他任使者,皆特別標明其目的, 例如: (1)若需用外交人才, 則詔舉"能使異域絕國者"; (2)若需用軍事人才, 則詔舉"通孫吳兵法曉軍機者"; (3)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 (4)文學高第, (5)明陰陽災異者, (6)勇猛知兵法者, (7)其他具有奇才異能之士, 皆特別詔舉---後代的制科, 即沿襲此種制度而來(沈,15)
  • 賢良被察舉者,都為現任官吏, 或已有為官之經歷者 (沈,27)
  • 西漢被舉賢良文學者: 晁錯, 公孫弘, 董仲舒。東漢被舉賢良文學者:
  • 賢良設有對策的制度 
  • 賢良之舉, 兩漢原則上須經對策後任用, 但尚有一部分不須策試, 而直接任用 (逕行任用為行政官)---視皇帝詔定而定, 若皇帝詔書特定舉賢良對策, 則郡國奉詔察舉促請至京師對策; 如無特詔, 則一經察舉, 可直接任官 (沈,27-28)
  • 經對策後任用: 西漢時, 有"賢良方正"之對策, 及"直言之士"之對策。東漢有"賢良方正"之對策, 更另立"有道之士"之對策一科
  1. 賢良方正之對策: (1) 西漢時, 被察舉對策者, 現任官吏或曾任官吏者為多。東漢時, 被察舉對策者, 以非現任官吏為多。(2)策試後, 若成績優秀, 則任以掌論議或諫諍之官 (不須經對策而逕行任用者, 擔任行政官)--因掌論議或諫諍之官,必須有足夠之見識, 否則無從論議或諫諍, 故舉行策試, 察其能否。(3)對策成績較差者, 只能任一般的郎官(只是護衛宮省); (4)對策不中者, 則不予官, 其自行辭去(沈,27-29)
  2. 直言之士之對策: 如認合格, 任以論議之官; 多以現任官或曾任過官吏者充之(沈,29)
  3. 有道之士之對策: 西漢時, 無有道之士之察舉, 到東漢始增加有道一科; 有道意指有道術者(明習圖籤占象者), 因光武, 明, 章帝喜好圖緯故 (沈,30)
  4. 兩漢策試之內容, 多屬就當世之要務, 加以策問, 答的好, 天子便授以官職(沈,30)
2.孝廉、茂材:常科
  • 孝廉、茂材原本為兩類, 最初均非常制(沈,18)
  • 漢武帝時始定孝廉按籍歲舉; 東漢光武帝時, 始定茂材亦按籍歲舉; 此後即經常辦理, 謂之"歲舉", 亦稱為"常科"(沈,19)
  • 西漢初之孝廉、茂材被舉人士, 一被舉即拜/任官, 有選無試, 只能謂之荐舉, 漸發生流弊, 須另設法補救, 東漢尚書令左雄提議, 郡國荐舉孝廉後, 即加以甄/考試, 此為考試制度之濫觴(沈,26-27)
  • 孝廉、茂材二者, 均不須經策試, 察舉後直接任官, 但其性質不同。孝廉重其孝行廉風; 茂材重視才幹或節義(楊, 上, 24)
  • 孝廉、茂材察舉者之資格: (1) 外官(州牧, 郡國守相), (2) 內官(三公, 光祿, 中二千石, 監御史, 左右將軍) (楊, 上, 28)
(1)孝廉
  • 最初非常制
  • 孝子, 廉吏, 重德行, 不重才能(錢穆, 2001, 269)
  • 漢武帝(議始於董仲舒)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舉孝, 興廉係屬兩事), 為漢室舉孝廉之始--目的為朝廷設意獎勵孝廉風氣(沈,19)(錢穆, 2017, 上, 177, 208)
  • 漢武帝時始定孝廉按籍歲舉, 此後即經常辦理, 謂之"歲舉", 亦稱為"常科"(沈,19)
  • 孝廉為孝子廉吏之簡稱, 舉孝, 興廉各為一科, 其所獎勵, 專在德行--朝廷銳意獎勵社會增進此種良好風氣 (沈,21) 
  • 孝廉重在具有實行 (沈,21) 
  • 西漢時, 察舉孝廉,無多大限制; 一經察舉,即直接任用為官吏, 不須再經策試(楊, 上, 17)
  • 孝廉之選, 每歲一次, 選後不必對策, 即可任用, 論理則被舉者應該很多; 但文帝,武帝時, 被舉人很少, 可見當時察舉孝廉異常認真, 不能隨便推荐(沈,24)
  • 兩漢孝廉一經察舉, 不論其是否為現任官吏, 除一部分任為郎官外,大多數任為縣令長, 或侯國相, 縣丞,尉等官--以孝廉出身為地方基層行政官吏,其可以身作則, 化導百姓。(楊, 上, 22)
  • 孝廉察舉的弊病: 西漢時, 尚稱光明, 一到東漢, 弊病百出: (1) 廉吏的荐舉漸趨浮濫--漢初立意, 廉吏應出於鄉官小吏; 如非有真正才學, 不足以應舉朝廷/天子之詔舉, 故郡縣率不樂舉, 而求應此選者亦少, 有些郡國迫於功令之嚴, 乃荐舉大吏充數。(2)又朝廷意在獎進小吏, 但郡國常以大吏充數,敷衍塞責; (3) 專門察舉年輕者, 希望被舉後, 能知恩圖報 (故東漢順帝限制為40歲);(4) 被察舉者, 偽飾竊名, 企圖倖進; (5) 每舉孝廉,京師的貴戚顯宦請託, 明哲保身的郡太守, 只有順從求全; 耿直守正的太守, 不免遭受中傷; (6) 孝廉之名, 既然由人情請託而來, 不僅得不到真正孝廉之士, 且真正孝廉者, 便恥其名, 有被察舉而不應者 (沈,22-23) (錢穆, 2017, 上, 177, 208)
  • 漢武帝規定郡國舉孝廉制度, 但當時大郡人口50或60萬人, 舉孝廉二人; 小郡人口20萬並有蠻夷者亦舉孝廉一人---東漢和帝認為不均, 乃改按戶口數目多寡(人口比例)舉孝廉, 俾撫慰邊陲, 調和文化, 使人人有平均參政機會  (沈,22)(錢穆, 2017, 上, 209-211)(楊, 上, 18)
  • 東漢初 (光武帝), "茂材", "孝廉"定為歲舉, 每年察舉人數太多(不明真偽, 流弊); 和帝時,孝廉變成察舉惟一項目, 依各郡國人口數為定額察舉(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  (沈,22)(錢穆, 2017, 上, 209-211)
  • 為何孝廉之察舉須按人口比率?---除求均外, 更因孝廉一經被舉,不加策試即可任官,且孝與廉在程度上, 並無嚴格要求。又不似茂材須有超人之節義作為顯著之標準, 故孝廉之舉易流於濫, 故不得不在人數上限制(楊, 上, 19)
  • 東漢順帝(公元125-144年), 郡國舉孝廉須為40歲以上, 且有學能之限制: (1)因依人口比率選拔孝廉,由於戶口逐年增加, 名額也必逐年增多, 政府難以容納; (2) 之前不論才識, 不限年齡, 可能目不識丁者, 年幼者, 也可當選, 這樣的人,如何執行國家公務; (3)加上年齡及學能限制, 可避免浮濫; (4)另規定侍中, 尚書, 宦者子, 不得被察為孝廉,因這些人居於天子近側, 權勢太重, 若其關照郡國關說,易被察舉成功(但此一限制, 當時未能收效, 因這些權貴階級, 縱不親自請託, 郡國趨炎附勢, 仍不免察舉之) (楊, 上, 19-20)(錢穆, 2017, 上, 209-211)
  • 為何東漢對察舉孝廉增加限制, 而西漢察舉孝廉無人口比率之限制: (1)西漢孝廉之察舉, 多屬現任官吏被察舉而升遷, 故不發生官吏員額膨脹問題, 故不須限制; 且西漢因多現任官吏被察舉而升遷, 這些現任官吏, 學能已達適當程度, 其少數非現任官吏被察舉者縱不加限制, 問題尚不嚴重。(2)東漢孝廉多為非現任官吏而被察舉者, 故生員額膨脹問題; 東漢因多屬非現任官吏被察舉者, 倘無學能, 只憑孝行廉風實難應付國家政事, 故不得不加上適度的限制 (楊, 上, 20)
  • 被察舉者之消極資格: (1) 吏600石以上者,不得舉為廉吏(宣帝時規定), (2) 侍中, 尚書, 中官的子弟, 不得舉為孝廉(桓帝時規定), (3) 年齡以40歲為最低限, 但有茂材異行者, 不拘年齡(楊, 上, 28-29)
  • 西漢初之孝廉、茂材被舉人士, 一被舉即拜/任官, 有選無試, 只能謂之荐舉, 漸發生流弊, 須另設法補救, 東漢順帝(公元125-144年)尚書令左雄提議, 郡國荐舉孝廉後, 即加以甄/考試, 此為考試制度之濫觴(沈,26-27)。左雄改制, 反對者多(反對者認為孝廉本為選德, 現變為試文, 捨本逐末, 人才日敗); 然而事實上, 改制後收到良好效果(沈,27)---西漢的賢良, 孝廉二科, 同歸入歲舉,統以孝廉之名→此制不廢主觀的察舉, 兼用客觀的考試 (沈,27)
  • 孝廉之選, 在西漢初年, 非常慎重。自東漢左雄改制後, 有下列弊端: (1) 郡國牧守畏法, 恐所舉不賢, 因而受連帶的罪名; 或因囑託者多, 顧此失彼, 開罪於人, 故寧願奉詔不舉, 放棄察舉權, (2) 迫於功令之嚴, 不敢不舉, 姑舉容悅軟滑之流, 以圖塞責; 或選門閥貴冑, 藉以交歡當道, (3)專舉少年, 俾期未來能報恩, (4)迫於清議, 不敢自為衡鑒, 專取虛聲譁眾之士, 以邀舉避謗於奔競浮囂之徒, 結果造成黨錮之禍(楊, 上, 31)
(2)茂材
  • 茂材原名秀材, 因避東漢光武帝的名諱, 改秀為茂, 等級較孝廉為高, 有如後世之進士(沈,23)
  • 孝廉、茂材二者, 均不須經策試, 察舉後直接任官, 但其性質不同。孝廉重其孝行廉風; 茂材重視才幹或節義(楊, 上, 24)
  • 茂材須有超人之節義作為顯著之標準(楊, 上, 19)
  • 西漢時, 茂材多為現任官吏而為察舉者, 雖有非屬現任官吏, 但已有任官經歷, 被舉者, 多任地方官之縣令長。東漢茂材之選, 原則上固為現任官, 但已有一部分非現任官而被察舉者, 至於任命, 與西漢同 (楊, 上, 25)
  • 孝廉、茂材二科, 在西漢為各別舉行察舉。東漢初年, 茂材一科, 始與孝廉按籍而徵, 同入歲舉之列(沈,24)。東漢光武帝時, 始定茂材亦按籍歲舉; 此後即經常辦理, 謂之"歲舉", 亦稱為"常科"(沈,19)
  • 東漢初 (光武帝), "茂材", "孝廉"定為歲舉, 每年察舉人數太多(不明真偽, 流弊); 和帝時,孝廉變成察舉惟一項目(錢穆, 2017, 上, 209-211)
  • 茂材由現任官中選舉, 因其有行政經驗, 再加其有特殊表現, 察舉之後, 任為地方之縣令長, 則不致發生問題。倘無為官經驗者被察舉, 逕任為縣令長, 縱其有亮節之品格, 未必能將國政事處理妥當, 便發生行政上的問題。(沈,26)
  • 東漢茂材之舉, 人數既多, 但非屬"能顯" "而當授之政事" 則少數有真才實學之士, 不願與這些平庸之人為伍, 不願被察舉 (沈,26)
  • 到靈帝時, 孝廉、茂材之察舉情形更壞, 被察舉之孝廉、茂材當任官時, 皆應出錢,不交錢則不能遷官; 這些人既花了錢, 其必然向地方搜括以資補償, 乃貪污舞弊 (沈,27)

中央(公府)徵辟
  • 中央(公府)徵辟(辟召):高才重名者, 亦朝廷聞其名, 直接辟召; 東漢公卿, 尤以辟士為高; 此制度使在野之聲名, 凌駕於在朝的爵位上, 政府得挾此自重, 與王室相抗(錢穆, 2017, 上, 208)(錢穆, 2017, 上, 210-212)
特種選舉
  • 兩漢舉士, 除上述察舉直接任用, 或經對策後任用二者外, 尚有特種選舉 (天子依時局所需, 規定特別名額,另臣下辟舉, 然後官之。(1) 四科之辟 (西漢武帝所設, 按四科取士; 東漢並無是項規定); (2)四行(兩漢均有四行之選): 質樸, 敦厚, 遜讓, 有行義; (3) 明經(兩漢均舉明經, 明習經書者); (4) 明習兵法, 堪任將帥者(武官之選) (楊, 上, 33-35)
射策
  • 秦無射策取士之法。兩漢選拔人才, 除察舉外, 另有射策的方式, 與對策不同 (楊, 上, 37-39)
  1. 對策: 顯問政事或經義, 顯問以政事, 內容, 深度較難, 故合格者任言諫之官
  2. 射策: 默取題目解釋其疑難, 問經書之疑義, 內容, 深度較淺, 故合格者, 充其量只能為郎官
  • 射策取士之途, 乃為非現任官, 勤學之士所開的入仕門徑
  • 西漢時針對遠方州郡自修之士和接受私學(私塾)教育者, 欲入朝為官,可參加射策, 由郡國貢至京師考試/射策 (郡國明經科), 分甲,乙科,授官和太學生補官考試及格者略同(西漢時,甲科及格者任郎官, 乙科及格者任太史掌故) (楊, 上,38) (沈, 39)
  • 東漢時, 對一般從事私學者, 已無直接射策之規定, 得射策者, 只有太學弟子 (楊, 上,39)
東漢
  • 兩漢文治政體---君權(王室)與相權(政府) (錢穆, 2017, 上, 449)
  • 東漢統一政府之逐漸墮落, 可由二部分言之: 1.王室(王室自身, 外戚, 宦官), 2. 政府(名士)
  • 西漢初宰相皆列侯為之(當時宰相為皇帝之私人也), 御史大夫為副宰相 (御史有中丞, 得治王宮之政令)。漢武帝後宰相由土人擔任, 漸有其尊嚴地位, 漸與王室分離; 而王室不得不仍有其私臣, 於是遂有大司馬大將軍(外戚)輔政之制。漢武帝後, 中/內朝(王室)與外朝(政府)始分, 宰相為外朝(政府)領袖, 大司馬大將軍為內朝輔政(王室代表, 大司馬大將軍多由外戚為之)。封王(封建), 列侯(世卿)漸次在政治上消失其地位, 漢武帝後的文治政府漸形成, 王室與政府漸次分開 (但外戚卻由此得到政治上的地位, 演變為東漢之外戚擅政)(錢穆, 2017, 上, 195-198)
  • 東漢光武中興, 減削外朝(政府)之權力, 將權力移至中/內朝(王室),於是外戚權勢愈大--王室削奪政府權力, 而以外戚代之(錢穆, 2017, 上, 198-199)
  • 東漢諸帝多童年即位, 夭折, 絕嗣, 遂多母后臨朝, 外戚, 宦官藉之用事: 首先為母后臨朝,而外戚得以專政→君主與外朝(政府)無法親接, 君主乃共謀宦官, 宦官掌權勢→外朝(政府)名士與外戚合作, 以對抗宦官(錢穆, 2017, 上, 192-194)
  • 士族政治勢力之逐步膨脹: 原因包括--1朝廷帝王之提倡,2民間儒業之普遍發展, 3博子弟子日益增加
  • 太學清議: 士人在政治,社會上之表現, 最先為一種清議, 此種清議的力量, 影響及於郡國之察舉與中央之徵辟, 掌握士人進退之標準。清議勢力之成熟, 乃由於太學生之群聚京師(太學生大多居宗師, 目擊世事黑暗,轉移其興趣於政治, 社會實際問題, 放言高論,為清議)。此輩太學生與朝廷大臣聲氣相通, 太學生言論, 影響政治, 清議促成黨錮之獄(錢穆, 2017, 上, 213-216)。東漢清議仍為擁護政府, 魏晉南北朝清談則置政府之安危於不問 (錢穆, 2017, 上, 271)
  • 黨錮之獄: 黨錮乃因朝士與宦官之衝突, 而在黨錮之獄以前, 朝士與外戚衝突早已循環發生數次。外戚依附於王室, 往往皇帝一即位, 必袒外戚, 外朝士人清議外戚, 徒招禍殃;又舊帝崩, 新帝立, 與舊帝之外戚轉疏, 乃與宦官共謀 (東漢前半段政治)→宦官乃勢盛 (依附王室), 朝士乃轉而清議宦官 (東漢宦官勢力, 包括朝廷及其子弟散布州郡), 士人清流與宦官衝突, 遍及中央及州郡, 宦官之勢已非外朝士人之力所能清除→ 名士乃外戚共謀。東漢傾覆, 依附於王室的外戚與宦官, 亦同歸於盡。 唯名士勢力到底尚可存在, 便成此後之門第。 大一統政府不能再建(因無共戴之王室), 遂成士族多頭之局面(錢穆, 2017, 上, 216-222)
  • (士人)門第之造成: 門第在東漢已形成, 形成原因包括: 1. 學術環境不普遍, 學術授受有限, 往往限於少數私家, 而有所謂"累世經學", 2. 經學既為入仕之條件, 故有所謂"累世公卿"(累士公卿始於西漢)---累世經學及累世公卿, 造成士族傳襲的勢力, 積久成門第; 3. 察舉制度之舞弊(地方察舉權任太守, 無客觀的標準, 故易於營私, 權門請託, 故舊報恩, 天下仕途, 漸走入一個特殊階級手中), 門第勢力已成, 遂變成變相的貴族(錢穆, 2017, 上, 222-224)
  • 當時教育不普及, 書籍流通不易, 政府法律雖無特許某個家庭以政治上的特殊權益, 但此家庭只要把學業世襲了, 在政治上的特殊權益也就變相的世襲了, 故有東漢以下的門第出現  (錢穆, 2001, 18)
  • 士族大門第之興起,在東漢末年已奠其根基(錢穆, 2001, 245)
  • 東漢的累世經學, 即為造成門閥之一因, 但到門閥一旦長成, 學校與考試制度即不重要, 難於存在 (錢穆, 2017, 上, 351)
  • 東漢士人只看重形式的道德 (過分看重道德, 但道德似嫌褊狹), 不看重事實的效果, 故無法剷除宦官勢力 (錢穆, 2017, 上, 230-232)
  • 東漢尚名士, 至此遂成貴族, 士大夫特意裝身分(錢穆, 2017, 上, 352)
  • 東漢末年黃巾之亂
  • 東漢末年, 士大夫見朝事無可為, 惟有擁兵以戮力邊防, 可足功名, 董卓領涼州兵到洛陽(錢穆, 2017, 上, 250-251)
  • 離心勢力的成長:兩漢地方行政長官為郡太守(太守之下, 為縣令與縣長), 其地位頗高, 天子會召見之, 高第(成績好者)得入為公卿,在郡得自辟屬官, 得自由主持地方政事, 得自由支配地方財政(每歲盡, 須派員至中央/丞相府上計, 計簿為治理成績之統計與報告書), 得兼治地方軍政(西漢有郡尉, 為地方武官, 轄於太守, 東漢省之)。兩漢郡太守, 權位重, 得久任, 如古代諸侯, 但不能世襲。中央政府對地方行政有指派督察之人(刺史)。東漢末為討董卓, 太守亦各專兵權, 中央大權墮落, 地方政權上升, 遂成三國初年之割據(錢穆, 2017, 上, 263-264)
  • 地方政權漸長, 另一原因為兩重的君主觀念: 郡吏由太守自辟, 故郡吏對太守, 其名分亦自為君臣。地方官吏若無任職中央, 地方官吏心目中, 只有一個地方政權, 沒有中央的觀念。已進身中央官之地方官吏, 仍不忘其舊日之太守(長官)(因其由太守察舉, 而得進身中央)(錢穆, 2017, 上, 264-265)
  • 自東漢之衰, 以政治領導學術之信心破毀無存 (錢穆, 2001, 258)
魏晉南北朝
  • 魏晉以來, 政治意識墮落, 政府變成私家權勢之爭奪場, 君,相不相輔而相制, 權臣篡竊, 剝奪相權, 歸之私屬。王室削去相位, 俾便於專制。士族各成門第, 近似封建。王室等同於一私家, 政府解體, 君權, 相權均不存在  (錢穆, 2017, 上, 449)
  • 思想界無出路 : 名士 (智識分子)自身無積極之目的, 只對前朝思想(過分重視名教, 流於空洞,虛偽)有所逆反, 乃演變為二派反動思想: 1. 循名責實, 申,韓法家(反對之前之消交游, 重名藻); 2. 莊老 (反對之前之尚名節, 務虛偽 ); 此二趨勢, (始自漢末)。但欲倡法治之基本條件為較穩定的政權 (政權不穩, 法治精神無所依倚而生根), 而政治之穩定有賴於執政者有正義或不背乎人情的理想或事實, 唯東漢末年, 曹魏, 司馬晉政權, 全為腐化黑暗, 法治精神無法培養成長, 乃轉變為阮籍, 嵇康 (老莊)--士人不願為黑暗政權效力, 然其自身多為門第世族中人, 無法脫身世外, 乃講莊老, 清談, 保全門第 東漢清議仍為擁護政府, 魏晉南北朝清談則置政府之安危於不問 (錢穆, 2017, 上, 271-273)。儒術→法家→道家(錢穆, 2017, 上, 274)。西漢初之黃老代表純粹的平民/農民觀念; 魏晉莊老則代表名士門第者氣脈, 二者不同 (錢穆, 2017, 上, 274)
  • 中央政府的尊嚴, 久不存在; 秦漢以來的政治理想, 久已廢棄; 魏晉以下世運的支撐點在門第世族身上, 當時的道德觀念及人生理想, 狹窄在家庭的小範圍中 (既已無國, 復何中央或帝王?) (錢穆, 2017, 上, 323)
  • 魏晉南北朝之門第(變相的封建勢力): 貴族世襲的封建制度, 早已在戰國, 秦, 漢時徹底打破。然而東漢以來的士族門第, 其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地位, 幾乎為變相的封建
  • 曹魏時, 士人以交遊為業, 以趨勢游利為先, 仕者專求苟得 (楊, 上, 214-215)
  • 南北朝時, 官風益趨頹壞---蓋官由世人而來, 士人又從風習所長, 風習壞, 士人頹廢, 士人頹廢, 則官吏則腐敗  (楊, 上, 215)
  • 魏晉南北朝政權雖亂於上, 而為士者仍可隱於門第中。下及唐代,科舉漸興, 門第漸衰, 為士者,乃群趨於應舉從政之一途 (錢穆, 2001, 192)
  • 士族門第同時亦在北方留存, 但北方士族之境遇和南方士族不同 (錢穆, 2017, 上, 355-358)
  1. 南渡者皆勝流名族, 在當時早有較高的地位。留滯北方不能南避者, 門望皆較次 (故思想上南渡者皆能言清玄, 留北者則較篤實)
  2. 南渡衣冠, 藉擁戴王室名義, 朘削新土, 視南疆如殖民地 (借上以凌下)。北方世族則處胡族壓逼之下, 不得不厚結民眾,藉以增強己位, 獲得異族流治者之重視 (附下以抗上)。
  3. 南方士族處於順境, 心理上無所忌憚, 其家族組織漸趨分裂, 而為小家庭制。北方士族處於艱苦之下, 心理上時有戒防, 時抱存恤之同情, 其家庭組織之演進, 漸趨團結而為大家庭制
  4. 南方士族為政治權利上各自分占, 北方士族則民族意識上團結一致
  5. 南方士族早有地位, 故不願再經心世務, 乃目為莊老玄虛。北方世族處異族統治下, 隱忍合作, 勉立功業以圖存全, 故相尚經術政務 (處異族統治下, 惟經術可以進退自全; 刑名, 縱橫為危道也)
  6. 南方士族與王室立於對抗之地位, 對國事政務, 多為消極。北方士族轉與異族統治者立於協調地位, 其對國事政務, 多為積極
  7. 南方自東晉以至南朝, 歷代王室對士族不斷加以輕蔑與裁抑, 而南方士族終於消沉。北方自五胡, 北魏, 北齊, 北周, 歷代王室對士族逐步加以重視與援用, 北方士族終於握到北方政治的中心勢力, 而開隋,唐之復盛 (唐士大夫, 多沿北朝氏族) (錢穆, 2017, 上, 355-358)
教育與學校
  • 東漢的累世經學, 即為造成門閥之一因, 但到門閥一旦長成, 學校與考試制度即不重要, 難於存在 (錢穆, 2017, 上, 351)
  • 漢代學校教育, 原甚發達, 到了東漢末年, 天下分崩, 國家多故, 逐漸廢弛, 學校自無存立之地(沈, 67)  (錢穆, 2017, 上, 351)
  • 中央尊嚴已倒, 王政轉移而為家教, 自然高門子弟不願進國立的太學 (錢穆, 2017, 上, 351)
  • 三國時代, 雖有設立太學, 但內容空疏, 有名無實; 且身為教師之博士, 學養差 (沈, 68) (楊, 上, 131)
  • 地方學校, 更無可觀(沈, 70)
  • 自曹丕篡漢, 至東晉滅亡, 將近200年, 此時期中, 學校教育雖未完全停止, 但在若有若無,時興時廢的狀況下度過(沈, 70)
  • 南朝(宋, 齊, 梁, 陳, 共170年), 太平日少, 教育不發達, 和魏晉情形相似(沈, 71)
  • 北朝(北魏, 北齊, 北周)學校較南朝發達, 一則因國君積極提倡, 二則因時局較安定(沈, 74)
  • 魏晉南北朝長期變亂, 政局不安定, 政府設立學校為裝飾門面的工具, 所聘教師大多粗疏(沈, 77)
  • 魏晉南北朝地方紛亂, 太學學生多為避難或避免兵役而就學, 其目的本不在學術研究, 不能安心讀書, 學業有名無實(沈, 77) (楊, 上, 131)
  • 魏晉南北朝學校內課程為五經之術和六藝之文, 為儒家研究的東西。但當時學風已布滿老莊氣氛, 士大夫既以研究老莊為時髦, 雖政府提倡經學, 效力仍有限, 更何況政府並未熱心提倡(沈, 77)
  • 國立太學的傳統教育為六經與禮樂 (求致用, 為兩漢學風), 而當時名門世族家庭風向, 為莊老與清談(務於自娛. 中央政府無權駕馭世族, 世族亦不願為中央所用)。當時士大夫多講莊老, 看不起儒術, 終於無人理會  (錢穆, 2017, 上, 352)
  • 莊老根本不承認國家有教育人民之必要。且中央既無登用人才之權, 無法鼓舞人心來接受中央的教育  (錢穆, 2017, 上, 352)
  • 漢末以來, 一般人對於經學己荒怠, 而趨向文學, 自曹魏父子以君主而擅長文學, 自南北朝至隋代, 此風未改, 一般士子不再研究經學(沈, 77)
舉士制度
  • 東漢士族地位之獲得, 本由當時的察舉制度
  • 東漢的累世經學, 即為造成門閥之一因, 但到門閥一旦長成, 學校與考試制度即不重要, 難於存在 (錢穆, 2017, 上, 351)
  • 曹魏, 晉, 南朝 (宋, 齊, 梁, 陳), 北朝 (北魏, 北齊, 北周), 隋統一後, 仍存察舉之制(賢良, 孝廉等) (楊, 上, 7, 111-122) (沈, 60-64)
  • 魏晉南北朝, 舉士制度原因襲漢制, 但當時門閥之風特盛, 狄夷亂華, 武人專政, 漢代察舉制度成為具文(沈,22)
  • 東漢末察舉多基於虛名, 且德行多出於矯偽, 以致曹操僅注意才能, 而忽視德行, 明言廉士不足用(沈,46)
  • 三國混亂之際, 地方與中央失去聯繫, 交通不便, 許多地方政府, 無施政實務權力, 人士流移, 考詳無地 (無法考之於鄉里之名譽; 易為矯偽者所欺蒙; 兩漢察舉, 多根據鄉里毀譽/大多數人的輿論), 選舉制度, 遂告崩潰。政府用人漫無標準, 用兵既久, 人材由行伍雜進, 兩漢文治精神所託命之州,郡察舉制, 一時逆轉, 倒退為秦,漢初年之軍功得官, 為挽救此種情況, 曹魏文帝(曹丕)尚書陳群(公元220年)提出"九品官人法"(施行將近400年)---朝廷用人委由尚書決定, 然尚書不能/無法審核天下人才士庶, 但又不願漫無標準, 一切委由軍隊或私人關係決定, 故乃委由"中正"決定等級(共九等)。九品中正法初為軍政狀態下一時之權宜之計(錢穆, 2017, 上, 347-348)(沈,46, 53-54)
  • 州置"大中正", 郡置"小中正" (自漢末設置州牧, 州在郡之上), 中正的人選, 必以當地具有德望者為之。先在當時任職中央, 德高望重者中, 由各州郡分別公推大中正一人(大中正為中央官的兼職; 因亂離之際, 人才多跑到/集中在中央, 大中正在中央, 方便就近訪察)(另一說法: 由中央指定各地域之"服務中央政府官吏"中之性行中正者, 採訪同鄉輿論, 開列各地區人才, 造成表冊, 送政府作為錄用之根據; 錢穆, 2001, 102)→在大中正之下再選派小中正(小中正須為本地人,俾熟知本地各人才)。 (沈,47)(錢穆, 2017, 上, 347-348) 
  • 中央發出一種人才調查表 (此表將人才分為九品), 由各郡小中正各就其所知之人才(無論已仕或未仕, 品第其人才), 匯報至該州之大中正; (2)大中正予以核實(根據鄉評/鄉邑清議), 將人才定品級與進退, (3) 大中正再向司徒提報, 司徒再核, (4) 然後付尚書選用(錢穆, 2017, 上, 347-348) (沈,47)
  • 中正簿上, 亦將已居官/已仕者予以品評, 目的為將當時濫用不稱職者,予以清除(沈,54)
  • 九品官人法仍保留漢代鄉舉里選的遺意(沈,48)
  • 九品官人法重視德行, 鄉里之清議  (沈,54-55)
  • 任中正者, 難免因各人性格不同, 以致評定等第有寬嚴的差別(沈,48)
  • 任中正者, 往往濫用職權, 欲入仕者乃致力奔走中正之門(沈,49)
  • 九品官人法本欲使官人之權不操在下面, 但各郡中正皆操管轄區內所有人之品狀(品為在籍之履行, 狀為居官的才能和績效), 如此一來, 郡中正可一手包辦士庶已仕及未仕的品級, 造成在下面的小中正持有官人進退的權柄(沈,57)  (錢穆, 2017, 上, 348-349)
  • 州郡皆置中正官, 既掌選舉, 又握考績 (楊, 上, 7)
  • 居官者之才能和績效, 州郡中正勢不能一一親自考查, 僅憑手下人的陳報, 不足以為憑(沈,57)
  • 對於士子, 僅憑其在籍的履行和在官的績效, 對學術不加以聞問, 則世族大家的白丁, 較寒門鴻儒, 易獲進身之階(沈,57)
  • 州郡中正以一人之耳目, 網羅全境人才, 乃不得不憑其門第, 兼採虛譽(沈,57)
  • 九品中正法與州,郡察舉相異: 
  1. 州,郡察舉之權在地方官, 故士庶求出身者, 於察舉制度下必須歸於地方。而州之大中正則為中央官之兼職,  故士庶求出身者, 須奔集中央 ---九官中正法本因為人才不在鄉里而創訂 (因亂離之際, 人才多跑到/集中在中央), 但變成促使人才永不反歸鄉里(因定等級之大中正為中央官之兼職, 大中正本人在中央, 不在鄉里)  (錢穆, 2017, 上, 348-349)(沈,57)
  2. 九品官人法, 本欲仗州,郡察舉只是士人進身之初步, 至於以後官職之升降, 與察舉無關。九品中正於各本州人士, 無論已仕, 未仕, 皆以入品, 如是則官位之升降, 非基於居官服務之成績, 而操於中正之品狀 (品為履行, 狀為才能/績效) 原則上, 中正能夠定"品", 但無法知"狀", 狀應於入仕後, 另有考課/考績之法; 但今品,狀均由中正決定 ---九品官人制創立之初意, 本欲使官人之權不操於下, 但結果變成由在下者決定官人進退。 (錢穆, 2017, 上, 348-349)
  3. 州,郡察舉每年不過數人, 故易識別。中正品狀, 同時網羅全境人才, 難以周悉人才實情, 於是只憑門第,兼採虛譽 (鄉評/鄉邑清議), 上品無寒門, 下品無勢族, 高門華閥, 有世及之榮; 庶姓寒人, 無寸進之路 (錢穆, 2017, 上, 348-349)
  4. 西晉統一後, 有人提議九品中正本為三國軍政府時代之權宜辦法, 今天下復歸一統, 應將察舉權交還給地方長官, 取消"中正" (職位, 沒有必要再設置中正)。然而當時世族門第之勢力已成, 九品中正制為世族門第安立一個制度上的護身符(錢穆, 2017, 上, 350)
  5. 隋統一後, 鑑於九品中正流弊甚深, 乃以歲貢, 特科(如唐之制科)取士, 而省中正 (楊, 上, 131)
1.曹/魏,蜀, 吳(三國時代)

  • 曹操

2.西晉
  • 司馬懿, 靠門門閥勢力立國
  • 賈后之亂, 八王之亂(之後胡人南下,皇帝被虜)
  • 王室(貴族家庭)之腐化
  • 腐敗老朽的官僚集團
3.東晉--北方則為五胡16國 (由五胡, 分別建立16國, 共計136年)
  • 晉室南渡, 成東晉 (長江流域); 北方則為五胡16國
  • 東晉勝於五胡
  • 西晉之北方門第南渡, 門第世族只想保全家門, 待在南方, 無意北伐收復失主
  • 門第本有其地位,故不須建樹功業, 門第世家子弟, 務為清談 (苟安派), 對事物世務, 漠不關心
  • 有志北伐收復失土者, 為晉室近戚,或寒族疏士 (陶侃, 桓溫), 常招清談派(苟安派, 多盤踞在朝廷)之反對
  • 世族只求自保家門, 英雄功名之士, 乃篡弒 --- 桓玄, 劉裕篡位
4.南朝 (170年): 宋, 齊, 梁, 陳: 在此時期中, 北方中國亦臻統一, 為北朝 (胡漢合作, 乃進步)
  • 劉裕篡位,取代東晉恭帝, 成立宋朝
  • 南朝王室惡化--
  • 北朝勝於南朝
  • 北方進步, 南方退步--南朝終并於北朝
  • 南朝諸帝, 因懲於東晉王室孤微, 門第勢盛,故內朝常用寒人, 外藩則託付宗室; 然寒人不足以服士大夫的心, 而宗室強藩,亦不能忠心詡戴, 轉促骨肉屠裂之禍
  • 南朝的王室, 在富貴家庭中長養起來 (但並非門第, 無文化之承襲), 其只稍微薰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 而未浸沉到名士們的家教與門風, 只有放情胡鬧, 無知識, 無修養
  • 中央政府的尊嚴, 久不存在; 秦漢以來的政治理想, 久已廢棄; 魏晉以下世運的支撐點在門第世族身上, 當時的道德觀念及人生理想, 狹窄在家庭的小範圍中 (既已無國, 復何中央或帝王?) 南朝諸帝王崛起於寒微, 欲推翻門第世統之舊局面,但拿不出一個新精神來(錢穆, 2017, 上, 323)
  • 南朝門第之衰弱: 門第雖為當時世運之支撐點, 但門第自身, 實無力量, 禁不起風浪
  • 積久優越舒服的生活, 消磨糜爛了他們自爭生存的機能
  • 自梁武帝侯景之亂, 貴族門第澌滅殆盡
5.北朝: 北魏, 西魏, 北齊, 北周

  • 中國北方經歷五胡長期紛亂後, 亦臻統一, 漸漸找到復興的新機運
  • 五胡雜居內地, 已受相當漢化, 但其所接觸者, 乃中國較舊的經學傳統, 而非代表當時朝士名流之清談玄理

(1)北魏: 後分為西魏(長安), 東魏(洛陽)

  • 北魏均田制
  • 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 並努力漢化 (經術尤盛): 1塞北荒寒, 不配作新政治的中心, 2.北方統一之後, 若圖吞并江南, 必將首都南移, 3. 建國踰百年, 暮氣漸重, 欲用遷都來予其種族一種新刺激。唯其抱負未能舒展, 鮮卑人追不上他的理想, 變亂由此而起
  • 遷都洛陽, 政治情勢大變, 文治基礎當未穩固, 而武臣出路卻已斷塞; 南遷的鮮卑貴族, 錦衣玉食, 沉醉在漢化綺夢中; 留戊北邊者, 如同奴隸, 貴賤遽分; 朝政漸次腐敗, 遂激起邊鎮之變亂
  • 北魏洛陽政府之覆滅, 只是拓拔氏一家統治權之解體, 對於當時北方文治勢力之進展, 不生阻礙
  • (1)西魏: 爾朱式(鮮卑遺留在北方之舊勢力, 與洛陽漢化後之新朝貴絕不相同)入洛陽弒帝→高歡討伐爾朱氐, 另立孝武帝→孝武帝奔長安, 依宇文泰, 宇文泰弒孝武帝, 變為西魏→宇文泰死, 宇文覺篡位改為北周。(2)東魏: 高歡別立孝靜帝於洛陽, 變為東魏(後遭高洋篡位, 變為北齊)
(2)西魏(長安)→北周
  • 西魏宇文泰雖係鮮卑, 然因傳統勢入入關者少, 乃得急速漢化
  • 北周創建了新政治規模, 為後來隋,唐所取法。北周蘇綽依周禮定官制, 其"六條詔書" (先治心,敦教化, 盡地利, 擢賢良, 恤獄訟, 均賦役) , 官吏在政治上的責任, 明白地重新提出; 強調擢賢良, 官吏應為民眾負責任。蘇綽教宇文泰打破門第, 拔才任用,  如此, 則鮮卑族自見湮沉, 漢人自見發達, 此為北周漢化的重要關鍵
  • 國家經過長期戰亂之後, 豪門貴族大多數已趨崩潰, 君主力量也漸申張, 蘇綽廢止九品中正制; 當時雖已廢止九品中正制度, 而門閥阿私之弊仍存在(沈, 85-87)
(3)北齊 (洛陽): 東魏 (被篡位)→北齊
  • 高洋篡位東魏, 改為北齊
  • 北齊在地理及人物上, 都承襲著洛陽政府之遺傳
  • 漢人勢力, 很快在北齊政府下抬頭

  • 隋滅陳
  • 隋代在教育制度方面, 改革很多, 悉為後代唐代所本; 教育行政權, 總於"國子監" (原稱國子寺)(沈, 110)
  • 隋文帝時, 詔天下郡縣皆置博士, 習禮(沈, 111)
  • 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年), 始置進士科, 策試諸士, 奠立科舉取士的基礎, 開唐代科舉考試的先河 (沈, 87)
  • 策試之法, 從漢代開始, 歷魏晉南北朝繼續存在。不同點在於: (沈, 87)
  1. 漢, 魏晉南北朝的選士, 先由州郡保舉, 然後由朝廷策試---選舉與考試並行
  2. 隋選進士, 州郡策試於前, 朝廷策試於後---純粹舉行考試 (沈, 87)


宰相
  • 唐代中央最高機關, 為尚書, 中書, 門下三省, 但已為正式的宰相, 非帝王之私屬(錢穆, 2017, 上, 450-454)
  • 古代之宰相權, 析分為三, 三者中, 又以中書令(中書省長官)及侍中/給事中 (門下省長官)為真宰相
  1. 中書省: 命令權, 定旨出命; 中書令(中書省長官)
  2. 門下省: 審駁權,封駁; 侍中/給事中 (門下省長官)
  3. 尚書省: 施行權; 接受門下省審駁後之政策命令而執行之; 左, 右僕射 (左, 右丞)為領袖。尚書省下分六部, 東為吏,戶,禮三部, 由左丞主之; 西為兵, 刑, 工三部, 由右丞主之
  4. 軍國大事, 中書舍人(文士之極任)先各陳所見 (五花判事), 後由中書侍郎, 中書令審定之→政策命令移交門下門駁正
  • 天子詔敕, 先經中書省宣出→門下省副署。以相權節制君權, 即以政府節制王室(錢穆, 2017, 上, 450-454)
  • 諫官始於秦漢。隋唐時, 諫官屬於中書省, 門下省,為宰相僚屬,  諫官糾繩天子, 非糾繩宰相。宰相用舍聽於天子(宰相向天子負責, 天子可任命或免職宰相), 諫官予奪(給予和剝奪)聽之宰相 (諫官向宰相負責), 天子得失聽於諫官。 (錢穆, 2017, 上, 32-33)
  • 諫官和御史, 均為言責之臣, 然其職各異。諫官掌獻替( 進獻可行者,廢去不可行者)正人主; 御史掌糾察以繩百寮。唐重諫官而薄御史 (錢穆, 2017, 上, 33)
監察(錢穆,2001, 106-107)
  • 任用宰相, 權在皇帝
  • 到唐代時, 臺官與諫官分職
  1.  臺官(御吏臺): 糾察百官; 御吏臺為獨立機關, 非宰相部屬。可彈劾朝廷百官
  2.  諫官: 諫諍天子過失, 諫官為宰相之屬官。任用諫官, 權在宰相。諫官之職在諫皇帝, 不諫宰相, 也不能彈劾朝廷百官
  • 宰相見皇帝討論政事, 常帶諫官同去, 遇皇帝有不是處, 諫官即可直言規正; 如此宰相與皇帝間有一緩衝, 可避免直接衝突
  • 諫官職分, 本為諫諍天子過失, 故可儘直言而不會得罪; 即使得罪了, 宰相可將諫官免職降黜, 一面顧全了皇帝的面子, 一面不致牽動到宰相之自身
  • 諫官只是一小官, 被罷免不算什麼, 但可博得直言敢諫之譽, 對其將來政治地位, 反而有益

地方行政最低級為縣, 縣以上為州或郡(錢穆, 2017, 上, 457-458)

租庸調制→兩稅制
  • 由北魏均田制演變為唐代之租庸調制 (唐高祖)(錢穆, 2017, 上, 462)
  • 輕徭薄賦, 稅收項目列舉分明 (有田則有租, 有身則有庸, 有戶則有調), 為民制產 (及丁則授田, 年老則還官), 為官收租(錢穆, 2017, 上, 462-466)
  • 租庸調制之推行須先整理籍帳, 但後來版籍卻不太整理, 朝廷不注意到民生疾苦, 徒務追徵誅求。安史之亂後, 戶籍頓減, 更難整理, 於是租庸調制乃不得不廢棄, 而以兩稅制代之(錢穆, 2017, 上, 472-475)
  • 兩稅制:始於德宗, 宰相楊炎所創, 其制簡捷明白, 可止吏姦, 但未必能惠民生。授田徵租之制(租庸調制)遂變為僅徵租不授田(兩稅制), 為民制產精意全失。以貨幣納稅, 妨農利商 (錢穆, 2017, 上, 476-478)
府兵制: 沿自西魏, 北周, 至隋唐而大成(錢穆, 2017, 上, 468-469)
  • 無事耕於野, 有事命將以出, 事解則罷, 兵散於府 (不失田業), 將歸於朝---免軍人專擅兵隊之弊, 且無耗財養兵之苦
  • 府兵制全兵皆農 (選農訓兵), 在整個農民中挑選其合格的充當府兵, 其不需要國家特別的俸給 (因其附農於兵), 且一般農民可脫免充兵的義務
  • 西漢為全農皆兵, 一則教練不易精熟, 二則事實上無需發動整個農民來充當兵役
  • 府兵及進士, 為農民出身發跡之兩條路徑, 農民家道殷實而身心武健者, 可以加入府兵。有聰明子弟者, 可走入貢舉之門 (錢穆, 2017, 上, 468-469)
由府兵→方鎮(地方)與禁兵/軍(錢穆, 2017, 上, 479-482) 
  • 府兵→彍騎→鎮兵(地方)、禁軍(中央)
  • 舊制府兵制下,諸衛將軍皆選勳德信臣; 但武后之世則多以外戚無能及降虜任之
  • 武后以來, 承平日久, 府兵為人所賤, 被役使如奴隸, 百姓恥之
  • 舊制府兵制下, 府兵皆富室強丁,始得為之; 其後則漸成貧弱
  • 舊制府兵制下, 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 事解則罷, 兵散於府, 不失田業; 其後則征鎮不息,窮兵黷武
  • 舊制府兵制下, 府士缺額, 須隨時補足; 以後則無人注意
  • 彍騎: 與府兵類似處(於農家中挑募富強者, 一面授田耕種, 一面輪番宿衛); 但府兵遍及全國, 彍騎只在京師。府兵兼負征戍, 彍騎專於宿衛。彍騎為府兵制之縮小範圍
  • 唐天寶以後, 彍騎不能存在。只剩下方鎮的邊兵(開元25年, 始募丁壯, 長充邊軍)及中央的禁兵
  • 邊兵統於番將, 禁兵統於宦官(錢穆, 2017, 上, 479-482) 
政權無限制開放 (錢穆, 2017, 上, 484-490)
  • 科舉制讓人自由應考, 廣泛開放政權---造成士人充斥, 官少員多之患, 再加上唐初入仕之途很廣, 科舉只是其中一個途徑
  • 官員有數, 入流無限, 變成為人擇官, 而非為官擇人---政府用人, 變成徒循資格, 推排祿位(因人選漸多, 有出身20年不獲祿者), 自下往上升, 限年躡級
  • 因祿位有限, 但資格無窮, 政海角逐, 漸成朋黨
  • 黃巢履試不第, 終成巨寇 (沈, 108)
  • 就理論而言, 國家一方面公開政權, 一方面應實施教育, 俾使兩者分途, 但國家既無教育, 而空懸一格以為考試, 考試標準又漸趨重於進士科之詩賦 (因對策可抄襲, 憑記誦即可。而詩賦文律較能別高下, 定優劣, 故聰明才思者, 奔湊於進士科)
  • 全國上下尚文之風日盛, 尚實之意日衰
  • 詩賦日工, 吏治日壞
  • 唐政治界的風習, 從北朝經術轉向南朝文學, 唐代盛運中衰徵兆之一(錢穆, 2017, 上, 484-490)
政府組織無限制擴大 (錢穆, 2017, 上, 490-496)
  • 政權無限制開放, 政府組織亦無限制擴大
  • 職權多重疊
  • 新機關產生, 舊機關不取消, 冗官坐食, 損國帑
  • 官僚膨脹
  • 官員日增, 官俸日高, 作官只求發財分贓,而非辦事服務
  • 用人進退之權, 完全集中於中央, 州郡之官悉歸吏部(自隋起, 唐承之), 天下之士奔走中央, 請託縱橫, 奸偽百出 (西漢選用分於地方。唐則專屬吏部, 吏部吃不消, 故選擇不精)
  • 中央政府規模擴大, 政權集中, 官僚充塞, 階資增多。地方官權位日落, 欲上進者, 群趨中央
安史之亂及藩鎮  (錢穆, 2017, 上, 500-529)
  • 唐玄宗時, 國內益臻安富, 朝廷對外經營, 益趨積極, 開邊太廣,邊兵不得不增, 而府兵制既壞, 邊兵多出於招募, 坐養巨額軍隊, 影響全國經濟
  • 玄宗相李林甫, 建請用蕃將, 諸道節度使多用胡人, 其所帶鎮兵, 雜有大量胡兵--原先用兵防胡, 其後變為豢胡為兵, 全失本意---造成安史之亂
  • 藩鎮(不少胡人)擁兵
  • 藩鎮政權下之社會經濟破產及社會文化低落
  • 藩鎮跋扈, 朝廷不得不竭財養兵
唐中葉後之宦官 (錢穆, 2017, 上, 542-544)
  • 王室生活驕奢, 引起宦官跋扈
  • 德宗時, 宦官遂握兵柄, 漸外結藩鎮
  • 牛李黨爭: 牛李黨爭是唐朝末年士大夫爭權的現象, 唐朝末年宦官爭權,朝廷的士大夫中反對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擠打擊。依附宦官的又分為兩派——以牛僧孺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
學校教育(沈, 111-115)

唐代教育, 考試分途發展, 太學出身和進士公開競爭屬於兩事, 以考試代替了漢代之選舉
學校出身較易, 進士公開競爭較難, 故社會較看重進士, 不看重太學生
中央政府地位雖高, 國家公立教育, 未有大振作 (錢穆, 2001, 249)

1.中央直接設立的學校:性質屬大學(國學, 太學, 四門學)或專科學校(律學, 書學, 算學)
  • 京師六學(國學, 太學, 四門學, 律學, 書學, 算學; 學置博士), 統屬於"國子監" (性質類以教育部, 長官稱為國子祭酒)。國子監六學的學生, 都由尚書省依品級的高下補入學習。國(子)學由三品以上官員的子弟為學生;太學以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弟為學生; 四門學以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弟和庶人之為俊士生者為學生; 律,書, 算三學, 以八品以下官員的子弟和庶人通達各該學術的為學生。國子監六學學生, 其學業有成的, 被舉送尚書省禮部, 和鄉貢者, 同受禮部考試 
  • 二館: 弘文館, 崇文館---資格較六學為高, 但程度較低
2.地方政府辦理的學校: 性質介乎中, 小學之間
  • 各府有府學, 各州有州學, 各縣有縣學(縣內又有市學, 鎮學)
  • 鎮, 市, 縣, 州, 府, 各學屬直系, 由"長史"主管 (長史等於教育廳長), 再隸於國子監
  • 畢業生可直接應鄉貢或升入中央(四門學)
  • 所有中央各學和地方各學的學生習業既成, 每年仲冬被舉送到尚書省, 和由州縣所舉送的鄉貢, 重試於禮部; 考取者和鄉貢取得同樣的資格
  • 唐初, 明經, 進士多由學館舉送考取, 為人所重視, 因其在官學中受到正式教育, 較鄉貢高出一籌
  • 後來科舉盛行, 士子趨向鄉貢一途, 而國學遂不復引起人之注意
舉士制度:貢舉制

唐代教育, 考試分途發展, 太學出身和進士公開競爭屬於兩事, 以考試代替了漢代之選舉(錢穆, 2001, 249)

唐代士人出仕, 可分三途: 鄉貢, 生徒, 制舉 (錢穆, 2017, 上, 460-462)
  • 常科: 鄉貢及生徒, 經常舉行, 常科考試的主管機關為尚書省禮部, 謂之"省試", 主持考試初為(吏部)考功員外郎/郎官/郎中, 後以官位卑望輕, 常和舉人發生衝突, 自玄宗開元25年, 737年, 改由"禮部"侍郎主考, 自此永為定制(沈, 88) (楊, 上, 250)
  • 制舉: 特科(沈, 88)
  • 最初鄉貢, 生徒並行, 後來鄉貢亦多由學校取解, 漸合鄉貢, 生徒為一, 自由競爭, 無須覓舉, 為學校試和科舉試混而為一的開始(沈, 91-92)
1.鄉貢 (貢舉)
  • 由地方州, 縣 (此沿漢代郡國察舉孝廉制)官府逐層考選士子(例如州府之初選), 後送至京師尚書省禮部考試(省試)。禮部相當於今之教育部(錢穆, 2001, 102)
  • 貢舉每年一次, 為天下士人求出身者所集中
  • 州, 縣貢舉又分諸目: 秀才(須高才博學傑出者始可應; 秀才考策甚難,士多避就), 明經 (只試帖經記誦, 士人不貴, 錄取較進士容易), 進士 (尤以進士科最盛,最高貴, 最難錄取; 新中進士, 走宰相之門, 自稱門生, 國家才俊, 盡入宰相之手) (楊, 上, 8)
  • 士人須先向自列於州, 縣投牒(自行報名, 免去漢代察舉制必經地方政權之選擇),請州, 縣貢荐, 叫作"覓舉", 後集試於中央(初屬吏部考功員外郎, 後以以員外郎望輕, 遂移禮部, 由侍郎主之, 開元24年) (錢穆, 2017, 上, 460-462)(沈, 90-91)
2.生徒(館學)
  • 由學館 (此沿漢代博士弟子制),學館常常有名無實 (其生徒亦參加貢舉)
  • 中央國子監之"六學"及中央"二館" (太宗即位, 益崇儒術, 設弘文館及崇文館)等學校的學生, 由"國子監"祭酒每年挑選學業有成就的若干人, 送至尚書省禮部應"省試"(楊, 上, 250)
  • 郡縣之學: 在地方州, 縣學校學生, 由長史挑選學業有成就的若干人, 送至尚書省禮部應"省試"(沈, 99)
3.制舉:
    • 此沿漢良賢良方正制, 標目求才, 選拔特出的人才, 由天子臨時標其名目(定其科目), 而親自"策試"之, 制舉無定期, 不常有(沈, 94)(錢穆, 2017, 上, 460-462)
    • 天子以制詔舉士
    • 唐初規定, 凡士子應常貢, 只問學力, 不限於學校內的學生(沈, 100)
    • 文宗太和年間, 凡公卿士族子弟, 須先入"國學"肆業, 方准應明經, 進士考試--欲將學校和考試打成一片(沈, 100,109)
    • 武宗會昌年間, 規定不論中央或地方, 一切須由學校出身者, 始可應試, 為考教合一先例--欲將學校和考試打成一片(沈, 100, 109)
    • 鄉貢, 生徒二者間初無分別 (鄉貢及生徒, 經常舉行, 常科考試的主管機關為尚書省禮部, 謂之"省試")。唯鄉貢所取之人, 皆未經"六學館"的訓練 (中央國子監之"六學"), 而其效力和卒業於"六學館"的相等; 考試中試後, 其榮譽還過六學館卒業者, 此為當時學校不能發達的最大原因 (即使文宗,武宗欲將學校和考試打成一片) (沈, 108)---惟積重難返, 等於具文, 學校亦徒有其名, 歷宋, 元, 明, 清而學制衍化之跡益著, 自唐已肇其端---學校為科舉所奪, 致學校有名無實→遂激成清末廢止科舉運動 (沈, 2, 5, 109)
    • 唐代試士和試官分別舉行, 士子經尚書省禮部考試及格後(通過省試, 掌考選), 僅取得出身資格, 並送入"國子監"讀書(有訓練意味, 貢舉入監/玄宗始), 酌加津貼, 後須再經過尚書吏部覆試(掌銓選/任用; 吏部相當於今日之內政部,錢穆, 2001, 102), 及格後才能授以官職 (釋褐試), 不及格的再過三年應試。故有才華辭藻, 既先舉進士, 但因未通過吏部考試, 考取進士20年後, 而未得到一官半職者(沈, 100)。黃巢履試不第, 終成巨寇 (沈, 108)
    • 六品以下的官吏, 才由吏部選擇; 吏部所選擇者, 又不限於京官, 凡國內之官, 皆出於吏部---吏部以一個機關而欲選擇全國人才, 自非易事 (沈, 101)
    • 用人進退之權, 完全集中於中央, 州郡之官悉歸吏部(自隋起, 唐承之), 天下之士奔走中央, 請託縱橫, 奸偽百出 (西漢選用分於地方。唐則專屬吏部, 吏部吃不消, 故選擇不精) (錢穆, 2017, 上, 490-496)
    • 兩漢為鄉舉里選制, 魏晉南北朝為九品中正制, 均由有司(太守, 中正官)荐舉(易受其主觀態度影響; 且荐舉者常被地方勢力包圍, 致使被舉者常屬於豪門望族), 士人無法自由參加。科舉制度下, 士子可自由報名(懷牒自進) (沈,104-105)
    • 唐代以前,選舉人才, 全以"品行"和"德望"為標準, 此為德治主義的政治觀。唐代採科舉制度,分科細密, 不僅要有德, 且要有才(沈,105-106)
    • 官員有數, 入流無限, 變成為人擇官, 而非為官擇人---政府用人, 變成徒循資格, 推排祿位(因人選漸多, 有出身20年不獲祿者), 自下往上升, 限年躡級; 因祿位有限, 但資格無窮, 政海角逐, 漸成朋黨 (錢穆, 2017, 上, 485-486)
    • 每年取士高過官吏的定額/所需官員定額  (沈, 292)
    • 進士的身分, 本不甚高, 考試的儀式, 對其有近於侮辱的暗示 (錢穆, 2017, 上, 548)
    • 唐代科舉程序, 迂迴曲折, 束縛過嚴, 一般有志之士, 多不願受此委曲, 故真才不易網羅。且科舉及第後所授官職並不高。另入仕途徑很多, 人才大可不必由此謀得進身之階  (沈, 108)
    • 公卷與通榜: 進士先投為文於京師顯達者, 采名譽; 到考試時, 不問試藝高下, 專取知名士, 謂知通榜。另尚有走門路,通關節(錢穆, 2017, 上, 548-549)
    • 唐初仍有以門第仕進, 較進士科第容易。中唐後, 進士科最為榮重, 進士科舉與門第任仕兩途,  在政治上發生衝突, 穆宗後, 有朋黨之爭 (錢穆, 2017, 上, 546, 550); 牛李黨爭: 牛李黨爭是唐朝末年士大夫爭權的現象; 牛僧孺跟一些科舉出身的官員結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人結成一派,兩派明爭暗鬥,十分厲害。
    • 當時政治上有資格作官者太多, 故朝廷不尊, 宰相權不重, 政事不易推行。故主張排抑進士者, 亦為主張裁減官吏者, 故有主張貴族政治的意味---李德裕惡進士 (錢穆, 2017, 上, 551-552)
    • 考試項目, 側重詩賦浮華---晚唐時, 進士輕薄(錢穆,2001, 162)
    • 考試制度許多手續, 折損了應考人的自尊心 (錢穆,2001, 162) 
    • 文官考試, 以帖經, 詩賦取士, 偏重文藝, 記誦,炫辭章, 廢實學。 演及宋代, 以經義取士。明清演為八股(沈,109)
    • 唐代貢舉之士, 呼有司為"座主", 而自稱為"門生", 自中唐後, 遂有朋黨之禍(沈,109)
    • 唐代'考試重詩賦, 短短一首詩, 可窺見其智力, 學問,人品, 無法事先準備, 應考人得借題發揮, 各盡其趣。若作策問或經義, 題材內容已先有限制, 不易出奇制勝, 且陳陳相因, 易於揣摩抄襲   (錢穆,2001, 249)
    • 唐代以進士考試來漸取代門第勢力, 仕途不再為門第所壟斷 (錢穆,2001, 250)
    • 唐代僅有考試取才, 無學校養才。養才仍賴於寺院與門第。寺院所養不為世用, 門第出身數目漸不如進士之多, 而進士又僅尚詩賦, 不免實學漸衰, 流於輕薄 (錢穆,2001, 250)
    • 唐人考試, 本分經義與詩賦二類, 但明經出身遠不如進士; 進士考詩賦(錢穆,2001, 258)
    • 周孔經學, 為入世法, 可領導政治(錢穆,2001, 258)
    五代十國
    • 後梁, 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 五代十國為唐室藩鎮之延續

    • 自唐代鎮兵, 積習相沿, 直至五代, 宋太祖由陳穚驛兵變, 由不斷兵變中產生出來的王室, 體悟到軍人操政的危險,乃杯酒釋兵權, 自此節度使把持地方政權之弊遂革 (錢穆, 2017, 下, 5)
    • 地方官吏均由中央任命, 地方財富歸中央, 地方兵力歸中央  (錢穆, 2017, 下, 6-7)
    • 宋代對外積弱不振 (錢穆, 2017, 下, 7)
    • 冗兵, 冗吏多 (錢穆, 2017, 下, 20)
    • 讓文人壓在武人的頭上 (錢穆, 2017, 下, 21)
    • 宋太祖懲於唐中葉後, 武人跋扈, 故極意扶植文儒(錢穆, 2017, 下, 160)
    • 進士一登第即授/任官 (釋褐)---與唐代不同 (錢穆, 2017, 下, 21)
    • 中央集權過甚, 地方事業無可建設; 地方政府分三級: (1) 路 (相當於唐代之道), (2) 府, 州, 軍, 監 (相當於唐代之州, 府), (3)縣。全部官吏盡為中央服務, 沒有正式特設的地方官。地方財貨全歸中央, 地方政事似只為中央聚財(錢穆, 2017, 下, 31-32)
    • 宋代諫官制度, 使大權集中於中央 (錢穆, 2017, 下, 32)
    • 宋廢三省制(尚書, 中書, 門下三省): 中書省改為政事堂, 與樞密為兩府。尚書, 門下在外, 不復與朝廷議論。(唐代)諫官(原在中書省, 門下省)亦被廢, 宋朝改為諫院, 脫離宰相而獨立(錢穆, 2017, 下, 33)
    • 諫官以言為職, 不能無言, 時又以言為尚, 而言諫的對象,轉為宰相, 而非天子。宰相欲有作為, 必招諫官之指摘與攻擊 (錢穆, 2017, 下, 34)
    • 文臣好議論, 朝暮更張,不利政事。宋代好議論與諫官制度有關(錢穆, 2017, 下, 34)
    • 宋代相權低落(錢穆, 2017, 下, 35)
    • 宋代雖稱中央集權, 但其權不在宰相。人主雖猜忌相臣加以裁抑, 但不能如明代之直接廢除宰相, 集大權於一身(錢穆, 2017, 下, 36)
    • 有機會讀書及有資格作官者, 比肯以天下為己任者, 數量上超出更多, 後者對時代徒抱理想, 而無法實現,其對政治常是悲觀的, 或持反對的態度; 政府為官僚所盤踞, 常敵視他們, 屢興黨獄, 東林黨(錢穆, 2017, 下, 315)
    監察(錢穆,2001, 107)

    • 宋代監察制度, 遠不如唐代
    • 宋代臺官(御史(台): 彈劾違法和不盡責的官吏)及諫官 (評論是非)均不得由宰相推荐, 故諫官不隸屬於宰相
    • 諫官的職分, 變成非諫諍天子之過, 而轉變為批評宰相
    • 宰相無法糾繩皇帝, 除非是和皇帝直接衝突; 但宰相身旁, 卻多了一掣肘的機關(諫官)
    • 唐代是諫官幫助宰相, 在皇帝面前評論皇帝之是非。在宋代是諫官在宰相旁邊, 來評論宰相的是非----形成諫官與宰相(政府)相對立

    士大夫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
    • 宋代多士, 已盛於漢, 而政府之重士, 則更勝於漢 (錢穆, 2001, 193)
    • 讀書人漸從內心深處湧現一種感覺, 覺得他們應該起來擔負天下的重任(非進士及第和作官), 例如, 范仲淹(非貴族, 在和尚寺中自己讀書, 未經國家有意識的教養)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錢穆, 2017, 下, 38)
    • 重新抬出孔子儒學來矯現實, 尊儒學, 尊六經, 上古三代為其理想(錢穆, 2017, 下, 40)
    • 士階層之覺醒, 促成在朝的變法運動
    1. 仁宗慶曆, 范仲淹為相: 欲求對外, 先整理內部; 欲求強兵, 先務富民; 欲行富民之政, 先從澄清吏治下手; 欲澄清吏治, 應讓賢能者上升, 不肖者下退。宋朝百年以來種種的優容士大夫, 造成讀書作官人的特權, 范欲推翻, 遭到反對。反對范者, 多為當時之小人。仁宗較溫和, 朝臣反對, 即不堅持。後人說范為儒家 (因其政見先重治人,而後及於治法)(錢穆, 2017, 下, 42-46)
    2. 神宗熙寧, 王安石為相: 從謀求國家富強下手, 不先澄清吏治。王安石為理想派, 欲使其君為唐虞三代之君。後人說王為申韓(單單重法不問人, 只求法的推行, 不論推行法的是何等樣的人品)。神宗獨斷, 即使 朝臣反對, 依然任用。反對王者, 多為當時之君子。王偏重開源(近似為政府斂財), 但當時一輩意見, 注重先為節流。當時已多冗官, 王變法, 增加許多冗官閒祿 (冗官不革, 政治絕無可推行之理)。明明可節省的費用, 但王不主節省。在百姓身上設法括取, 但當時百姓, 實有不堪再括之苦。王帶有急功速效的心理(欠缺長時間慎密推行)。只看重死的法制, 忽視活的人事(與舉朝老成破裂)。神宗一死, 新法即廢。----照當時情況, 應先澄清吏治→以寬養民力→以厚培國本(錢穆, 2017, 下, 48-60) (錢穆, 2001, 193)
    3. 王安石主廢科舉, 興學校, 改詩賦為經義(錢穆, 2017, 下, 81)
    新舊黨爭與南北人才
    • 王安石(南方人)變法革新失敗, 其中原因為新(革新), 舊思想的衝突(錢穆, 2017, 下, 63)
    • 新黨支持王安石的新政,舊黨反對新政。兩派官吏互相攻擊
    • 舊黨其中不乏有影響力的人物: 司馬光、歐陽修、蘇軾
    • 新舊思想的衝突表現在南北地域的區分上: 新黨大多為南方人, 舊黨大多為北方人。宋室相傳有"不相南人(南人不為相)"的教戒,但南人勢力, 卻漸侵逼到北方人上面 (錢穆, 2017, 下, 63)
    • 南方人(范仲淹, 歐陽修)為開新風氣之最前線, 例如: 在野學校之提倡, 在朝風節之振厲, 文章之盛, 朋黨之起, 皆由南士(錢穆, 2017, 下, 64)
    •  新舊黨爭, 北宋亦終陷於淪滅(錢穆, 2001, 193)
    • 司馬光為史學派, 著有資治通鑑。漢唐亦有史官, 記載歴朝實際行政, 供後人參考。得失成敗, 偏近功利, 終須有經學道義以為之歸。史學雖可鑒古知今, 然經, 史分途, 則史學決不足奉為政治之標準。故新舊黨爭,結果終為一政治鬥爭。所爭在政權之得失, 而不免有乖於道義之是非, 於是有第三者起---周濂溪(理學) (錢穆, 2001, 194)
    • 宋代周濂溪, 置身於新舊黨爭氣氛之外; 二程兄弟 (明道, 伊川), 雖亦出入新舊二黨間, 終以退隱講學為務; 橫渠張載, 亦與二程為學侶, 乃有理學之興起  (錢穆, 2001, 194)
    • 理學家可稱為中國文化傳統中之新士, 大體退在野, 不競在朝。尊道統, 以做政統之領導。政事敗於上, 士風則正於下。北宋覆没, 南宋偏安, 理學之山風則大盛。有朱熹出而集其成, 朱子在政治上雖未見大用, 但朱熹編注「四書集注」, 下及元代, 乃奉為政府科舉取士之標準, 其功用實已代替了兩漢之五經, 而更駕其上, 直迄清末, 此一取士制度, 歷七百年而不變  (錢穆, 2001, 194)
    • 周濂溪為道學開山, 道學為新儒學 (錢穆, 2001, 201)
    南北人才與科舉 :「逐路取人」vs.「唯才是擇」(錢穆, 2017, 下, 64-67)
    • 神宗熙寧, 王安石罷詩賦、帖經、墨義(帖經墨義, 專重記誦),改以經義取士。齊,魯, 河朔之士, 守先儒訓詁,質厚不能為文辭, 故進士上榜者多為南方人, 北方人很少。(其實中唐以前, 擅文辭者, 多北方人; 中唐以下, 詩人以江南為多)
    • 南方文學風氣 (文學詩賦盛於南方), 已超駕北方之上遠甚。北宋進士南方占總數95.2%,北方僅占4.8% 。司馬光, 科舉東南進士太多,西北進士太少,故欲更改制度為逐路取人(分省定額錄取)
    • 司馬光(北方人/傳統穩健, 為王安石/開新激進政敵,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 由司馬光主政, 司馬光為經驗派, 僅求朝政得如漢唐已足): 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 (但有些北方的省竟然沒有人考上),請貢院逐路取人(分省定額錄取,俾可確保北方有人錄取)。為「補償性正義原則」
    • 歐陽修 (歐陽修, 宋英宗治平元年): 反對司馬光逐路取人; 歐陽修主張:國家取士, 惟才是擇。司馬光見東南進士多,西北進士少,乃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 (若只就進士而言,南方錄取者則遠較北方錄取者多)。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總)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卻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 十倍優假 (南方人科考的命中率是百人取一,而西北的命中率則是十人取一)。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 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若欲分省定額錄取, 各省一律10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 ,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若分區定額, 則南方僧多粥少 (因人才較多)、北方僧少粥多, 造成不公平,歐陽修提出了「憑才取人」方案,「國家取士,唯才是擇」,堅持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不能為了所謂的區域公平,而讓北方不合格的考生混進來,讓南方合格的考生被淘汰出去。歐陽修的「憑才取人」可以看作「程序性正義原則」,大家公平競爭,這讓崇文的南方學子們紛紛進士及第。
    • 南方人多考進士(文學詩賦盛於南方), 北方人多考明經(明經僅於記誦, 故為人輕賤), 自唐以來科舉,即以進士為美。
    舉士制度

    • 宋開國之初, 科舉制度大多沿襲唐制,可分三類 (沈, 123)
    1.制舉
    • 因國家需要某種人才, 由天子隨時招考, 不常置, 無一定章程 (沈, 123)
    • 制科, 又稱賢良科, 大科 (沈, 136)
    • 天子親策之 (沈, 136)
    • 宋朝時, 視制舉科較進士科為高。有人在中進士後, 再應制舉; 很少有人中制舉後, 再應進士科  (沈, 143)
    2.學選
    • 由大學的三舍選充, 僅在北宋哲宗到徽宗間, 施行了22年; 當時因新黨當國, 務使全國人才悉由學校出身, 故停辦"常科", 專由"三舍法"升貢 (沈, 123)
    3.貢舉
    • 實行時間較久, 宋初彷唐制, 其科目亦有進士(重才華, 通才,須汎覽經史, 博涉古今,始能予以運用於考試中), 明經(學究之類, 重對經義的記憶, 專才, 誦讀書籍可指定, 準備方法可走捷徑, 習之既易, 應試者自多)等, 尤以進士一科得人最盛(沈, 124, 158)
    • 神宗熙寧, 王安石以明經諸科過於機械, 重記誦, 空疏無用, 乃盡罷諸科, 獨存進士一科(沈, 124)
    • 徽宗初年, 蔡京當國, 曾一度完全停辦科舉, 取士全由學校出身, 但不久蔡氏失敗,進士科恢復舉行(沈, 124)
    • 原先一年一次, 後改為二年一次, 後又改為三年一次, 乃成定制(沈, 124)
    • 先由各縣長官考察地方行藝之士,保送到州; 州之長官覆核屬實, 再保送本道考試官, 於秋季考選(秋試)→前述這些人被上貢到中央禮部(鄉貢/鄉舉, 這些人乃被稱為貢士或舉行), 參加禮部之省試 (因禮部屬於尚書省, 故稱為省試), 及格者稱為進士 (沈, 124-125) (楊, 上, 398-401)。進士試, 除一般士人外, 現任官亦可應試 (楊, 上, 413)
    • 太祖開寶年間, 落第舉人常訟考試不公, 乃由天子另派大員在殿廷複試一次, 或由天子親自主持復試 (殿試/廷試/御試/親試), 作最後的決定 (殿試為最後一關)  (沈, 124-125)(楊, 上, 408)。與唐不同者, 即增殿試一關 (楊, 上, 8)
    • 禮部省試第一名稱為省元, 殿試第一名稱為狀元(沈, 157)
    • 經禮部考試及格者, 能直接服官職, 不須再經吏部考試----由過去之資格考, 變成任用考試(沈, 157)
    范仲淹改革:精貢舉(第一次)
    • 唐代以詩賦取士, 以致演成進士的浮薄。宋代認為唐代科舉缺點有二: (1)學非所用 (故宜改變考試內容), (2)所試者乃一日之長短(故宜兼重學校教育)。無學問的可以倖致, 真有學問的反被遺漏
    • 范仲淹主張進士先策論, 後詩賦
    • 范仲淹興學校, 詔州縣立學, 士須在學三百日, 無殘德敗行, 乃可參加秋試   (沈, 126)

    王安石(第二次)
    • 王安石乃經學派, 王安石著"三經新義"(詩,書, 周禮註), 作為考試取士的標準 (當時一般人對於王氏的主張, 多加反對), 經義取士成為定論, 歷元, 明, 清都不能諭越經義取士的範圍。後朱熹的四書集注, 成為元明清三代七百年的取士標準, 其仍沿著王安石新經義的路子 (錢穆, 2017, 下, 61-62)  (沈, 126)
    • 在漢代經學掌於博士官, 舉朝以經學為施政標準, 博士官則不親參政務。但今王安石以宰相身分訂定經義, 作為學校教育與政府科舉取士之標準, 有道統下隸於政統的意味, 顯違於中國文化傳統大義 (錢穆, 2001, 194)
    • 罷諸科, 獨尊進士(因社會尊重進士, 輕視諸科故) (沈, 127)
    • 進士罷試詩賦, 改試策論。王安石罷帖經、墨義(帖經墨義, 專重記誦),改試經義。改試經義策論(沈, 127)---遭當時一般人劇烈反對, 因詩賦的程度容易看出, 策論則不易評估(沈, 128)---故乃採折衷辦法, 分進士為"詩賦" 和"經義"二科, 南宋以後, 成為定制(沈, 129)
    • 創設"三舍升試法", 增廣大學生員額, 以學校取士代替科舉取士(沈, 127)
    • 平心而論, 以文取士, 經義不如策論, 策論又不如詩賦。以實取士, 則三者都是末枝, 根本之道, 在於學校能培養人才 (沈, 159-160)
    學校教育(沈, 153-154)
    • 宋代公,私立教育皆盛
    • 宋代政府雖刻意興學, 但當時教育勢力, 以私人講學為盛(錢穆,2001, 252)
    • 宋代學校, 大抵承襲唐代, 而逐漸的科舉化(沈, 153-154)
    • 自唐代以來, 取士皆由科舉, 學校制度, 大抵等於具文。到了宋代, 諸儒常思興起"國學"以及州郡的學校(沈, 161)
    • 神宗熙寧,王安石為相, 行三舍法, 竟然取代了科舉。分學校為上舍, 中舍, 下舍三, 以學業成績依次升舍。上舍學生成績最優的免禮部考試(省試), 而特賜及第(沈, 153-154)
    • 三舍法初與科舉並行, 及熙寧中罷科舉, 悉以三舍法取士(沈, 153-154)
    • 地方州、縣學校, 亦行三舍法, 三舍法遂普遍施行於天下(沈, 153-154)
    中央
    • 國子學,太學等(屬大學性質); 律學, 算學, 書學等(屬專門學校性質); 小學(屬小學性質); 四門學(專為庶民子弟而設, 屬高等教育性質)---中央學校統歸"國子監"管轄, 為直系學校(沈, 161)
    • 國子監為管轄學校的機關
    • 國子學為教養生徒的處所, 為國家最高學府, 專教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弟, 這些學生, 享受太厚, 入學讀書僅徒有其名, 常久不到校(沈, 163)
    • 太學為最發達, 辦法亦較完善, 由八品以下子弟及庶民俊秀子弟入學。王安石當國, 特別注意學校教育, 尤其注重大學教育, 以培養通經致用人才, 王安石一方面改革以前科舉制度的流弊, 一方面擴充太學的內容。王氏將太學分為三舍, 將學生資格分為三等, 初進太學者為外舍生, 由外舍升入內舍, 再由內舍升入上舍,此為三舍法(沈, 163)
    1. 徽宗時, 規定由各州之州學, 每三年選送一次, 此時, 原有科舉已停止舉行, 取士完全由學校升貢。南宋以後, 又有變更。凡各州學生來京入學, 先補入外舍, 為外舍生(沈, 164)。對學生考評及考試, 以為升舍的參考(由外舍升入內舍, 再由內舍升入上舍)(沈, 166)
    2. 以五經為教材; 神宗熙寧後, 強令學生學習王安石的三經新義, 且通令全國各學校遵用, 以求統一。南宋取消三經新義, 仍定五經為教材, 並學習"程, 朱語錄", 四書也漸漸列入課程之中。北宋時, 王氏學很佔優勢; 南宋時,程氏學頗為風行。又詩, 詞, 賦, 策論則隨時皆採, 不分派別 (沈, 165-166)
    地方
    • 公立學校--州有州學, 府有府學, 軍有軍學, 監有監學, 縣有縣學---介於中,小學性質之間, 界限不甚嚴明 (沈, 161)
    • 地方學校則由各級所設立的地方行政長官管轄(沈, 161)

    學術思想與書院
    • 學者早非門第貴族, 既不講出世, 亦不在狹義的門第觀念上面來講功業, 禮教。其欲找出一個比較更接近平民性(更具有一般共通性)的原則, 來應用於宇宙, 人生, 國家, 社會, 入世, 生死等各方面---此一原則, 其稱之曰"道"或"理/理學" (錢穆, 2017, 下, 300)
    • 君, 相, 官吏, 應先明白作君,相,官吏的責任 (不在於保持君,相, 官吏的門第或地位, 而在為社會民眾盡其責任), 如是則師道應在君道之上 (司馬光主尊君, 王安石主尊道) (錢穆, 2017, 下, 301)
    • 欲以其理論及態度, 來改革當時的現實 (錢穆, 2017, 下, 301)。其對政治的態度, 寧可犧牲機緣, 決不願降低理論, 故其對於在野的傳播學術, 較之在朝的革新政治, 興味還要濃厚, 並非其無心於政治的革新。其在野事業, 最重要的為私家講學  (錢穆, 2017, 下, 302-303)
    • 在范仲淹,王安石(二人之政治意味, 重於教育)相繼失敗後, 其覺悟到要改革現實, 更重要的工作應先從教育下手, 故乃走上講學之路 (錢穆, 2017, 下, 301-302)
    • 范仲淹,王安石本想徹底廢止科舉, 重興學校, 其理想中的三代, 在以學校作育人才, 而致郅治(天下大治)。唯興學非一時可企 (因限於經費, 師資, 地方長官不得其人,學校亦難收效)。故北宋中葉以後, 雖各地相務興學, 學術風氣依然在私家(錢穆, 2017, 下, 303)
    • 南宋時, 學校教育日衰, 講學之風盛 (因貴族世家已消滅, 平民社會中向學分子日多, 而國家無教育機關, 故私人講學之風更甚)(錢穆, 2017, 下, 307)
    • 書院源起於五代時期, 北宋諸儒多在私家講學, 南宋諸儒多在書院講學(南宋時書院最盛) (沈, 172)
    • 書院漸由私立變為公立(錢穆,2001, 251)
    • 四大書院, 皆由政府創建(錢穆,2001, 251)
    • 書院之關鍵在師資人選(錢穆,2001, 251)
    • 書院有官立和私立兩種 (沈, 172); 宋, 明書院多由民間私辦(錢穆, 2017, 下, 317)
    • 講堂制度及講義(一兩人面對面有語錄, 多人群集一堂則有講義)(錢穆, 2017, 下, 307-310)
    1. 來求學者之程度不齊與來去無定
    2. 陸象山教法: 源於二程, 可稱為語錄派, 因人設教, 直指本心。私家講學, 往往易接近象山的路子
    3. 朱子: 亦源於二程, 可稱為訓注派, 選定幾本最重要的書本, 先為此數本書作明確的訓注, 俾讓學者各自研讀, 彌補講堂制度的缺陷。朱子的四書集注遂成為元代取士準則
    • 王陽明提倡良知之學, 講學者可以不必顧到學校教育之種種方便(如書本, 期限, 學生資格等), 只在幾次談話中, 收作興人才之效(錢穆, 2017, 下,310)
    • 學校教育, 漸轉變為社會教育(錢穆, 2017, 下, 310)
    • 宋, 明兩朝的政府, 不能主持教育, 領導學術; 而社會上學術空氣增高, 教育之要求與日俱進---宋, 明儒講學, 實從此環境中產生(錢穆, 2017, 下, 312)
    • 與宋, 明儒較近者, 為先秦諸子, 但先秦諸子, 大率受政府或貴族之飬, 而附隨沾潤其門人子第(錢穆, 2017, 下, 312)
    • 宋, 明講學, 則純係社會平民學者間之自由結合; 講學純為私人交際, 與政府或政治全不相干(錢穆, 2017, 下, 312)
    • 其熱心講學的目的, 固為開發民智, 陶育人才; 而其最終目的為改進政治, 創造理想世界(錢穆, 2017, 下, 312)---故先秦儒者傾向上行性(政治活動), 宋明儒者傾向下行性 (社會活動)。兩漢儒者所講限於五經, 以訓詁考據闡述經義為主(錢穆, 2017, 下, 313)
    • 宋, 明儒理論上的世界為萬物與我一體, 在我為之性(仁), 在外謂之理"天", 認識此理後, 應有的活動或工作為: 明明德,新民, 止於至善。格物, 致知, 誠意, 正心, 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錢穆, 2017, 下, 313)

    • 政治階級分四級:1.蒙古人(國人, 軍人), 2.色目人(商人, 幫兇, 西域各部族, 共30餘族, 亦稱諸國人), 3.漢人(中原漢人, 黃河流域之中國人, 原受金人統治者), 4. 南人(南方宋人, 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國人, 為南宋所統治者)(錢穆, 2017, 下, 128-129)
    • 唐中央設三省(中書,門下, 尚書), 元廢門下省及尚書省, 獨留中書省, 又另設行中書省(掌國庶務, 統郡縣, 鎮邊鄙)---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鎮壓地方之上,為變相的封建, 漢唐州郡政府之地位, 渺不再得 (錢穆, 2017, 下, 131)
    • 中央設中書省。 地方設行中書省 (轄路, 府, 州, 縣)(楊, 下, 250)
    • 元人之行中書省, 為活動的中書省, 即中樞政權之流動分布---因惟恐一個中央政權不足控馭廣土眾民, 乃專為蒙古狹義的部族政權而設此制度 (錢穆, 2017, 下, 417)
    • 行省制度起於元, 而明, 清承襲之, 行省制的目的為利於中央之管轄地方, 而非為了地方政治之推進(錢穆, 2017, 下, 417)
    • 蒙古人欠缺合理的政治理想, 不知政治責任, 故無政治事業, 其僅重視防制反動及徵斂賦稅  (錢穆, 2017, 下, 134) 政治貪污(錢穆, 2017, 下, 137)
    • 軍隊分四級: 1.蒙古人(國人), 2.色目人(西域各部族, 共30餘族, 亦稱諸國人), 3.漢人(中原漢人, 黃河流域之中國人, 原受金人統治者), 4. 南人(南方宋人, 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國人, 為南宋所統治者)。文武分途 (為明清所沿襲)(錢穆, 2017, 下, 140-141)
    • 用廕: 蒙古特重氏族, 故用廕之風復盛。承蔭者, 乃其父祖為官, 子孫可以降其父祖原品級而授官 (與世襲相異處, 世襲不用降, 直接襲接父祖原官)(楊, 下, 206-208)
    士人
    • 社會階級, 除貴族軍人外, 作僧侶信教最高(元代僧侶, 政治地位高, 錢穆, 2017, 下, 149)→商人→工匠→農民。士人/儒/讀書人, 失去其地位(錢穆, 2017, 下, 150)
    • 最初士人與普通平民一樣地被俘掠為奴隸 (錢穆, 2017, 下, 150)
    • 視士為工匠 (錢穆, 2017, 下, 151)
    • 士為俘虜→將南宋儒學流到北方去 (錢穆, 2017, 下, 151) 
    • 元代時, 社會之士, 相率以不出仕,在野講學為務 (錢穆, 2001, 195)
    選士制度
    • 元科舉以四書取士,自此相承至清末。與四書取士同為明, 清所因襲者, 尚有行省制(錢穆, 2017, 下, 152)
    • 元代舉行考試, 乃為牢籠人心, 但不能忘情於民族間之猜忌 (沈, 185)
    • 科舉舉行時間不久, 次數甚少(錢穆, 2017, 下, 152)
    • 科舉出身者, 實際並不多(錢穆, 2017, 下, 152)
    • 科場作弊(錢穆, 2017, 下, 153)
    • 元代政治,雖學術氣味極薄, 但社會上則書院遍立, 學術風氣仍能繼續南宋以來, 不致中斷(錢穆, 2017, 下, 153)
    • 分右左榜考試 (同試但不同題): 蒙古/色目(右榜,  多屬具文, 文化程度較低, 政治地位等高), 漢人/南人(左榜, 真才實學者不屑應舉)  (錢穆, 2017, 下, 153)  (楊, 下, 130)
    • 蒙古人由科舉出身者, 授從六品; 色目人, 漢人, 南人遞降一級  (沈, 182)
    • 經義方面所出的四書題目, 專以朱熹之四書集註取士, 直至明, 清兩代, 相沿未改 (沈, 184)
    • 科舉程序:士人須通過三關考試, 始能任官 (楊, 下, 129-149)
    1.鄉試 (初試)
    • 由地方官府考試, 每三年舉行一次
    • 鄉試非散於任何州府之地, 為11個行中書省所在地, 兩個宣慰司所在地, 直隸省部四處, 為鄉試場所
    • 考試官多選地方書院之山長充任, 因山長為國家現任文官, 職掌學政, 職務並不繁忙, 山長多為儒士
    • 共錄取300人,分蒙古,色目,漢人, 南人四種, 各自錄取75人 (75人名額分配各鄉試地區)
    • 元取士按種族分配名額, 如蒙古, 色目, 漢人, 南人各為75人。更規定考區, 按考區之人口分配各種族名額---為唐宋所無 (楊, 下, 251)
    • 分地區錄取, 按種族定額, 為前代所未有也 (楊, 下, 9)
    2.會試 (在首都舉行)
    • 為宋代之省試, 元稱為會試 (鄉試及格者, 試於省部之意)
    • 元朝獨存進士一科,重經學經義, 摒棄唐宋所用之文詞 (楊, 下, 9)
    • 會試之考試科目, 大致與鄉試相同, 蒙古/色目人的題目較易, 漢人/南人的題目較難, 此乃因文化程度不同故(楊, 下, 134)
    • 會試官員為"知貢舉" (由八府宰相, 禮部尚書, 侍郎, 翰林國史院之學士等官充任)(楊, 下, 136-137)
    • 分進士為左右榜 (沈, 183)
    • 會試錄取100名, 及格者稱為進士,但因未經殿試, 不能作最後決定 (楊, 下, 141)
    3.廷/御/殿試(在翰林國史院舉行)
    • 仿宋殿試, 最後一關, 由天子親考, 用策試(楊, 下, 138-139)
    • 初任官之進士,可任地方官或中央官(楊, 下, 149)
    教育制度
    • 沿襲宋代遺制
    • 中央於京師設立國子學, 學生人數按種族分配名額。國子學之生員成績佳者, 依科舉, 參加會試(與舉人同試禮部, 後再策於殿試), 不另開仕途。故國學的出路, 仍以科舉為歸宿(沈, 186-188) (楊, 下, 151-153)
    • 地方設學校 (名存實亡): 路學, 府學, 州學,縣學(沈, 189) (楊, 下, 155, 313)
    • 元代書院比宋代更盛: 因學校多近科舉, 不足以滿足學者的欲望(沈, 189-190)

    • 政治惡化, 因明太祖廢宰相 (歷史上第一人廢宰相), 變成君主獨裁(錢穆, 2017, 下, 157-158)
    • 嚴刑酷罰對待士大夫(錢穆, 2017, 下, 158)
    • 明太祖認為中國社會上比較可怕的只有讀書人, 故乃廣事封建, 擴大王室勢力。廢去宰相,正式將政府直轄於王室。明太祖惡宰相弄權, 但又不能不用士人, 乃用嚴刑酷罰, 期使士人震慴於王室積威之下, 使士人只能為王室所, 而不成王室所患---但後來王威漸弛, 則以太監代帝王(錢穆, 2017, 下, 161)
    • 明代廢中書省 (宰相),改以尚書(六部)任天下事, 六部以上, 無領袖, 由天子總其成(錢穆, 2017, 下, 162)
    • 明代在尚書每一部下都設有專門的諮議顧問之類, 謂之"六部給事中",其有權反駁皇帝命令, 只要其不同意, 可將皇帝上諭原封退回----沿襲唐,宋舊制而來 (錢穆, 2001, 95)
    • 明代---明太祖廢行中書省, 而以布政使為各地行政長官, 較元制遠為合理。惟行政區域之劃分仍依元舊制, 而其後復有巡撫, 總督凌駕於布政使之上。明代督,撫非常設之官。明, 清總督, 巡撫皆帶"都御史"銜, 故實際上權在總督, 巡撫手上, 布政使僅為名義上的行省長官(錢穆, 2017, 下, 417)
    • 另設內閣大學士, 為天子襄理文墨--- 名為內閣。仁宗後, 內閣權漸重(錢穆, 2017, 下, 162-163)
    •  條旨: 君主生長深宮, 一兩代後, 精力智識皆不如前, 乃漸不親政事, 懶於接見大臣 , 乃越不明白外面事理, 越不明白外面事理, 越不敢與大臣直接面對面辦事。皇帝不赴內閣親視政務, 乃令內閣用票擬。皇帝深居內殿, 不復常與大臣相見 (錢穆, 2017, 下, 164-165, 168)
    • 皇帝漸不問政事,全國政事歸皇帝獨裁, 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負責(錢穆, 2017, 下, 167)
    • 權臣應運而生, 內閣權漸大, 但閣權最高僅止於票擬  (錢穆, 2017, 下, 168)
    • 皇帝與內閣不親自接觸, 其間由太監傳遞, 皇帝在內寢不親政務, 批紅由太監代之--實際相權(君權)歸於太監(錢穆, 2017, 下, 168)
    • 閣臣中想把握政權者, 乃交結太監(錢穆, 2017, 下, 170)
    • 錦衣衛, 東廠, 西廠成為皇帝的私法廷, 可不經政府司法機關(刑部, 都察院, 大理寺), 而擅自逮捕鞠門朝臣, 其權全操於內寺/太監(錢穆, 2017, 下, 171)
    • 內寺/太監之權極盛於熹宗時之魏宗賢---此黑暗勢力,激起了名節之士(醞釀於講學, 集結於書院)的反抗, 黨禍乃興(錢穆, 2017, 下, 172)
    • 學問空疏, 為明代士人與官僚之通病 (錢穆, 2017, 下, 194)
    • 掌握獨裁權的皇帝, 深居宮中, 對朝廷事不聞不問, 擧朝形成群龍無首之象(錢穆, 2017, 下, 195)
    • 明代風習獎勵廷臣風發言事, 以空疏之人(學問空疏, 為明代士人與官僚之通病), 長叫囂之氣, 而致於以議論誤國學問空疏 (錢穆, 2017, 下, 196)
    • 冗官多(錢穆, 2017, 下, 198, 200)
    • 明代時, 為士者相率以不出仕為高 (錢穆, 2001, 195)
    • 東林講學者, 反對眾議, 主張在野講學, 不應忘政事於不顧 (錢穆, 2001, 195)
    監察(錢穆,2001, 108-109)

    • 明代在尚書每一部下都設有專門的諮議顧問之類, 謂之"六部給事中",其有權反駁皇帝命令, 只要其不同意, 可將皇帝上諭原封退回----沿襲唐,宋舊制而來 (錢穆, 2001, 95)
    • 明化將諫官廢除, 只留"給事中", 給事中的職權獨立, 其職權為審核皇帝詔旨, 若給事中認為詔旨不好, 可將詔旨退還給皇帝
    • 明代一切政令從尚書六部發下, 全須經給事中審核 (在唐代, 給事中是宰相屬員, 幫助宰相把所擬詔旨再加一番審核, 審核有不是處, 那道詔旨可重擬。擬詔是宰相之權,審核仍是宰相之權, 將一個權分兩番手續來行使, 這是審慎, 不是衝突)
    • 給事中駁議, 稱為" 科參", 因其是獨立機關, 只負發表意見之責, 不負實際上行政利害成敗之責, 但實際負責之行政表官, 反而不得不接受其意見


    學校制度:

    1. 明初看重學校, 以學校為科舉的基本, 學校可貢舉。後學校漸為科舉所奪, 學校則為制藝所奪(沈, 204-205, 216)
    2. 公立學校之學校制度的精神, 漸消失。就國學而言, 不過借學籍以候撥選官; 就地方學校而言,不過借科舉以希仕進(沈, 216)
    3. 科舉進士日益重(明科舉尤重進士), 學校貢舉日益輕 (錢穆, 2017, 下, 189)
    中央
    • 國學/太學, 國子學改稱為國子監
    • 監生(太學生)來源有: (1)舉監: 會試落第舉人, 入國學就讀; (2)貢監: 由地方學校選拔出來者(歲貢, 選貢); (3)廕監: 品官子弟可入監讀書; (4)例監: 有納粟馬者, 可入監讀書(楊, 下, 308-309)
    • 明初, 國子監生任官者較盛。後漸為科舉所奪, 進士為盛, 國子監生漸式微(楊, 下, 312)(沈, 215)
    • 太學生撥歷(分發實習)制: 監生分赴政府機關學習吏事, 謂之"歷事"監生, 表現上等者, 選用任官。下等者回監讀書, 仍得參加科舉。亦有遣外任整理田賦, 清查黃冊, 興修水利等事, 學十餘年, 始撥歷出身(任官)(錢穆, 2017, 下, 178)(楊, 下, 307, 349) (沈, 208-211, 215)
    地方 (錢穆, 2017, 下, 176-177) ( 楊, 下, 313)
    • 設有府, 州, 縣學 (中等教育機關, 儒學): 以官員子弟, 庶民俊秀, 15歲以上, 讀過四書者充之。擇優秀者(生員)參加鄉試 (漸盛), 或選送國(子)學深造(貢監, 漸式微) (楊, 下, 308, 314-315)
    • (鄉里)社學(國民教育): 民間幼童15歲以下者, 35家置一學, 名"社學"( 楊, 下, 317)
    • 地方學校學生,始終以科舉為目的  (沈, 215)
    • 地方生員, 漸有養無教(錢穆, 2017, 下, 195)
    書院:
    • 宋元之間, 書院最盛,到了明代漸衰微  (沈, 218)
    • 當時雖有書院的設置, 但不甚興盛。後來因國學的制度漸衰, 科舉流弊很多, 一般士大夫復行提倡講學的方法, 書院又興盛起來, 如王陽明講學處(沈, 218)
    舉士制度
    • 明初三途並用, 較重進士: (1)科舉(進士), (2) 貢舉(太學生, 監生, 冷落, 不得至顯官), (3) 荐舉/察舉 (雜科, 賢良等, 式微)。 科舉只是三途之一, 非入仕的唯一途徑(沈, 193)(楊, 下, 312, 318-321, 382-383)
    • 洪武三年(1370年), 正式下詔, 特設科舉。後又廢科舉, 洪武17年, 又復行科舉(沈, 194)。使中外文官, 皆由科舉而進, 非科舉者, 毋得與官。荐舉仍存。唯後科舉日重, 荐舉日輕 (楊, 下, 273)
    • 必生員入學, 始得應舉(錢穆,2001, 254)
    • 明代取士, 專重科舉, 試以"制義"(沈, 195)
    • 明代考試, 特重經義, 經義漸變成八股 (制義) (楊, 下, 287)(錢穆, 2017, 下, 192)
    • 明代考試內容, 注意"經義", 以"朱熹集註"為標準, 此乃因詩賦只論工拙(如唐宋取士, 較近於客觀), 經義則要論是非, 是非不易有標準判斷, 乃不得不擇定朱子一家之言, 以為是非的標準。但又因人人能講, 則錄取標準更難確定, 遂於四書義中, 演變出八股文來 (猶如唐人律詩, 文字必定要有一定的格律, 才能見到技巧, 評定工拙, 俾有客觀取捨的標準(沈, 202)
    • 科舉推行既久, 學者只就四書一經中, 擬題一,二百道, 竊取他人之文記之, 便可僥倖中式, 本經全文有不讀者(錢穆, 2017, 下, 192)
    • 科舉的三個階段:每三年"大比"一次 (沈, 195) (楊, 下, 274)
    1. 鄉試
    • 鄉試地點, 與元代大致相同。各省在布政司(由元代行中書省改制而來, 計有13布政司)之所在地考試。(楊, 下, 274-275) (沈, 195)
    • 鄉試中式者為舉人(或稱乙科)(ps.進士中第稱為甲科), 第一名稱為解元 (沈, 195),  (楊, 下, 281, 301)
    • 舉人可參加京師之會試 (俾考取進士),或可任官 (以地方官為主)---與唐,宋不同 (楊, 下, 281,284)
    • 明代重視甲科, 輕視乙科, 故中舉人(乙科)即使能任官, 仍不如甲科為優(楊, 下, 281,304)

    2.會試
    • 於京師禮部之貢院舉行。鄉試中舉人者, 次年於京師會試, 會試第一名稱為會元 (沈, 195)(楊, 下, 285)
    • 主考官為殿閣學士(楊, 下, 289)
    • 會試中式者, 只取得殿試資格, 尚不能確定其進士身分(楊, 下, 297)
    • 會試落第者, 初使其人國子監讀書, 後放回原籍(楊, 下, 383)

    3.廷試/殿試 (沈, 196)(楊, 下, 298-299)
    • 由天子親試
    • 一甲(第一名): 錄取三人, 狀元, 榜眼, 探花。賜"進士及第" 
    • 二甲(第二名): 若干名, 賜"進士出身"
    • 三甲(第三名): 若干名, 賜"同進士出身"
    • 一甲得入翰林 (猶如博士)。二, 三甲得選為庶吉士(近似博士弟子)(錢穆,2001, 254)
    • 進士中第, 大多任中央政府官職 (楊, 下, 305)
    • 非進士出身者, 不能有躋貴顯,而登青雲之望(沈, 200)
    • 針對中第進士有"觀政"制度 (進士觀政, 有儲訓或學事之意), 因觀政機關不同,有1.庶吉士與2.觀政進士之區別 (楊, 下, 305)
    1.在翰林院觀政者, 稱為庶吉士(對其人選特別慎重), 培養數年, 再授官職 (大多皆授翰林編修、檢討之職) (楊, 下, 9, 305, 346)
    • 翰林院始設於唐, 本為內廷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 類似秦漢初年之博士及郎官(錢穆, 2017, 下, 179)
    • 明廢丞相後, 六部皆隸於天子, 天子難以綜理萬機, 故有翰林院之設, 輔弼天子處理機務(楊, 下, 9)
    • 翰林院變成政府中最高貴的學術集團, 內閣學士, 即由翰林院分出(錢穆, 2017, 下, 181)
    • 進士第一甲得入翰林, 而第二, 第三甲得選為庶吉士(錢穆, 2017, 下, 182)
    • 皇帝及儲君,常與翰林學士(不負有行政上實際的責任)接近, 可受到學術上的薰陶, 及獲得政治上有價值的建議或忠告 (錢穆, 2017, 下, 183-184)
    • 明代中樞政令, 出自內閣; 英宗以後, 非科舉出身的進士不能入翰林, 非翰林不能入內閣; 亦即, 非科舉出身, 不能入內閣 (沈, 199)
    • 英宗天順以後, 非進士不入翰林, 非翰林不入閣(錢穆, 2017, 下, 190)
    • 教習庶吉士漸變成有名無實(錢穆, 2017, 下, 190)
    2.觀政進士
    • 進士於六部, 都察院, 通政司, 大理寺實習(楊, 下, 350)
    • 若觀政效果良好, 為主官所賞識, 可以隨時擢用(楊, 下, 350)

    • 淸代政制, 沿明代不設宰相, 以大學士理國政, 以便君主獨裁(錢穆, 2017, 下, 342)
    • 命官則沿元代, 漢, 滿分別, 而實權多在滿臣(錢穆, 2017, 下, 342)
    • 君尊臣卑, 一切較明代尤遠甚(錢穆, 2017, 下, 342)
    • 雍正時別設軍機處, 自是內閣權漸輕, 軍機處權漸重, 然軍機處亦非相職。軍機處無特出之首長,亦無權向各部及各督,撫直接發布命令; 軍機處只是王室的御用機關, 不可視為政府之最高樞機(錢穆, 2017, 下, 342)
    • 廷寄諭旨---最高命令以軍機性質行之(錢穆, 2017, 下, 342); 清代重要摺奏皆歸軍機處(錢穆, 2017, 下, 344)
    • 皇帝命令可秘密送出, 稱為" 廷寄上諭" (錢穆, 2001, 95)
    • (尚書)六部僅為中央行政長官,其權任亦大削; 清六部長官均無權對各省督,撫直接發布命令,不可視為總轄全國的行政長官(錢穆, 2017, 下, 343)
    • 明代在尚書每一部下都設有專門的諮議顧問之類, 謂之"六部給事中",其有權反駁皇帝命令, 只要其不同意, 可將皇帝上諭原封退回----沿襲唐,宋舊制而來 (錢穆, 2001, 95)。但清代把這封駁權取消了, 且清代皇帝命令也不必一定經過尚書(錢穆, 2001, 95)
    • 雖仍設給事中, 然其性質, 轉為御史官之一部, 對朝廷詔旨, 無權封駁。給事中以稽查六部百司為主, 與御史職務相同, 完全失去諫官本意(錢穆, 2017, 下, 344)
    • 清朝用人大權, 全出於帝王旨意, 一人獨斷(錢穆, 2017, 下, 344)
    • 自古用人, 皆歸相職與吏部。明廢宰相而吏部權重, 但明代皇帝在法理上無權直接用人(錢穆, 2017, 下, 344-345)
    • 政權既集中於中央(錢穆, 2017, 下, 345)
    • 清代地方行政分四級: 1省, 2道, 3府或州(州有直隸州/同府和屬州/同縣之分,直隸州等同於府,屬州等同於縣), 4縣 (沈, 249)
    • 明代地方長官, 以布政吏為主, 巡撫,總督皆係朝官臨時出使, 事畢復命, 職亦消滅。清代時, 巡撫,總督常駐各省會, 為軍職, 巡撫,總督以滿人為主, 巡撫,總督權漸重, 布政使僅如其屬吏 (錢穆, 2017, 下, 346-347)
    • 明, 清總督, 巡撫皆帶"都御史"銜, 故實際上權在總督, 巡撫手上, 布政使僅為名義上的行省長官(錢穆, 2017, 下, 417)
    • 清代各行省必設總督, 巡撫, 大體由滿族任之(錢穆, 2017, 下, 417)
    • 國家收入, 盡以養兵 (錢穆, 2017, 下, 347)
    • 清代始對士人言論, 結社, 出版三大自由, 皆切實嚴禁(錢穆, 2017, 下, 350)
    • 清代漢化較元代高: 元恃武力, 故輕視中國; 滿州無所恃, 故刻意模仿漢化(錢穆, 2017, 下, 354)
    • 元人以武力自傲, 而鄙視漢化。清人並無真可恃的武力, 一進中國, 即開科取士, 公開政權, 依照中國傳統政體的慣例, 作實際的讓步(錢穆, 2017, 下, 358)
    • 乾隆中葉以後, 清室即入衰運: (1)帝王精神, 一代不如一代; (2) 滿族官僚,日益貪污放肆; (3)漢人志節日衰日, 吏治日差; (4) 戶口激增, 民間經濟情形轉壞 (錢穆, 2017, 下, 375-379)
    • 乾隆末葉, 民變之事已數見不鮮, 尤大者為川, 楚教亂 (白蓮教) (錢穆, 2017, 下, 380)
    • 太天天國(洪, 楊之亂)(錢穆, 2017, 下, 380)
    監察(錢穆,2001, 109)

    • 廢給事中的職權, 真成為皇帝專制
    • 皇帝命令可無阻礙地一直行下
    • 臺諫合一
    • 政府中只有彈劾百官違法與不盡職者((御史(台)), 無對政事評論是非得失者(諫官)

    晚清變法自強

    興學校: 可分為兩期

    1.第一期: 同治初年以迄光緒辛丑
    • 以養成翻譯(研究語言文字), 軍事(連帶及於機械製造)人才為主
    • 京師同文館, 上海廣方言館, 福建船政學校, 天津水師學堂等; 此等學校大多創於外省一, 二督撫, 非由中樞發動(錢穆, 2017, 下, 404)
    2.第二期:辛丑以後迄清末
    • 普通學校的創立, 稍擴大及於法政, 經濟諸門---仍為一時之實用, 以學校為附屬於政治之一機構(錢穆, 2017, 下, 404)
    • 對學校之觀念, 仍認為係政治上的一種附屬機關, 所謂學而優則仕, 仍脫不了科舉傳統思想(錢穆, 2017, 下, 405-406)
    • 學校生命, 非從一種對於學術真理向上探尋之根本精神中產生, 其發動不在學術界自身, 而在幾個官僚與政客, 不能收宏深之效, 故晚清興學, 在政治上, 其效力不能與北宋時代之書院講學相比(錢穆, 2017, 下, 406)
    • 進入新式學校, 或被派出洋者, 其目的只為在政界或社會上謀一職業, 得一地位, 被譏為洋八股, 洋翰林---因學校及科舉均為政治上之出身途徑, 乃發生學校與科舉之衝突(錢穆, 2017, 下, 406)
    廢科舉
    • 光緒29年, 張之洞等人上奏: 因科舉未停, 天下士以為朝廷並不專重學校, 故興辦學校之經費難捐集, 進而無法在各省多設新學校(謂辛丑以後之辧學)---故欲成功地興辦學校, 科舉須停止(錢穆, 2017, 下, 406)
    • 光緒31年, 袁世凱, 張之洞再上奏請廢科舉----科舉被廢絕, 而以學校替代之 (錢穆, 2017, 下, 406)
    • 如此則學校不能專以訓練翻譯及軍事人才為主, 於是乃有"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之理論出現(錢穆, 2017, 下, 407)---惜乎當時根本就拿不出所謂的中學出來(錢穆, 2017, 下, 408)
    戊戌政變與辛亥革命: 二者同為對當時政治要求全部徹底改革; 惟戊戌變法(89日)尚容許清王室存在, 待清王室,滿州部族, 及一般官僚結合一氣, 以阻礙改革推動, 乃有辛亥革命續戊戌政變, 連清王室一併推翻(錢穆, 2017, 下, 408)

    1.戊戌政變失敗原因: (錢穆, 2017, 下, 409-412)
    • 依靠皇帝為政變之總發動, 但此皇帝, 根本不可靠
    • 鼓動變法, 一切超出常軌, 但又不是革命: 康有為無權無位; 皇帝有虛位, 無實權
    • 政令太驟, 主張"速變", "全變", 但無可按部就班切實推行之條理與方案
    • 舊勢力濃厚 (滿族親貴,舊官僚, 依附在皇太后之下), 將皇帝之革新事業, 全部推翻
    • 戊戌政變後有庚子拳亂(錢穆, 2017, 下, 414)
    2.同治, 光緒之際, 所變在船礮器械 (錢穆, 2017, 下, 421)
    3.戊戌政變以後, 所變在法律政制 (錢穆, 2017, 下, 421)
    4.中國政制, 本求政府領導民眾, 而非指望民眾操縱政府。清政府因無能領導民眾而被推翻; 民國以來的政治理論, 忽然變為民眾指導政府---政府躲卸其責任, 民意亦無法表現, 而變成兩頭空 (錢穆, 2017, 下, 421)

    地方政治之歷史背景(錢穆, 2017, 下, 417)
    • 若地方政治能活潑推進, 各地俱得欣欣向榮, 則中國自古來文化傳統, 本為一大一統的國家, 各地方決無生心離叛中央而不樂於推戴之理
    • 漢, 唐盛時, 皆無防制地方, 存心集權中央之政策
    • 漢末之州牧, 乃起於東漢王室已臻腐爛之後
    • 唐之藩鎮, 起於唐政府無限度之武力對外
    • 以上皆非地方勢力無端反抗中央
    • 宋因唐宋藩鎮割據之禍, 乃始刻意集權中央
    辛亥以後各省軍權割據, 遠則導源於元, 明以來行省制度之流弊 (錢穆, 2017, 下, 417-418)
    • 行省制度起於元, 而明, 清承襲之, 行省制的目的為利於中央之管轄地方, 而非為了地方政治之推進
    • 行省制和中央集權不同, 行省制近似於變相的封建,為分權統御制
    • 元人之行中書省, 為活動的中書省, 即中樞政權之流動分布---因惟恐一個中央政權不足控馭廣土眾民, 乃專為蒙古狹義的部族政權而設此制度 
    • 明代---明太祖廢行中書省, 而以布政使為各地行政長官, 較元制遠為合理。惟行政區域之劃分仍依元舊制, 而其後復有巡撫, 總督凌駕於布政使之上
    • 明代總督,巡撫非常設之官
    • 明, 清總督, 巡撫皆帶"都御史"銜, 故實際上權在總督, 巡撫手上, 布政使僅為名義上的行省長官
    • 清代各行省必設總督, 巡撫, 大體由滿族任之。清代總督, 巡撫, 權任本重
    • 行省長官並非地方官之領袖與代表, 行省長官皆偏重於軍事統治之性質(故官名為總督, 巡撫)----在平時足以障礙地方政事之推進, 增加地方與中央之隔閡。一旦中央政權削弱, 各行省易轉為反抗中央, 分區割據之憑藉
    • 太天天國(洪, 楊之亂)後,各省總督, 巡撫, 離心態度漸盛: 太平天國之亂, 滿人總督, 巡撫無力蕩平,中央乃將部分總督, 巡撫之權位給漢人, 總督, 巡撫始漸與中央離心→庚子之變, 東南各省總督, 巡撫不奉朝命, 超然事外→辛亥革命, 各省宣布獨立----皆離心態度之持續演進
    • 清末總督, 巡撫之變相, 而有民國初年之督軍, 各地軍閥四起
    學術
    • 江,浙一帶, 本為南宋以下全國經濟文化最高的結集點, 亦是清初以來對滿清政權反抗思想最流行的地方(錢穆, 2017, 下, 367)
    • 因鄙視清政權故, 乃鄙視科舉, 又因鄙視科舉故, 乃鄙視朝廷科舉所指定的古經籍之訓釋與義訓----故宋, 元, 明三代沿襲下來對古經義的義訓, 一致為江,浙學風所排斥, ---- 故有所謂漢學 vs 宋學(朝廷之功令, 為科舉取士的標準)(錢穆, 2017, 下, 367)
    • 江,浙學者, 有不應科舉,以家傳經訓為名高者。亦有一涉科舉, 稍經仕宦, 即脫身而去, 不再留戀者(錢穆, 2017, 下, 367)
    • 學者反朝廷, 反功令的思想不露痕跡者, 原因有二: (1) 文字獄, 使學者間絕口不談朝政時事, (2)清代書院全成官辦性質, 以收買士氣: 儒者主書院教掌教務者, 既不願以八股訓後進,惟有趨於篤古博雅一途; (3) 江, 浙一帶經濟發達, 培植出超脫實務的純粹學術風氣(錢穆, 2017, 下, 367-369)
    • 唐人博學, 以當代典章制度為主。清代考證學/博雅考證之學, 江,浙考證漢學, 其先雖源於愛好民族文化, 厭惡異族統治, 帶有反抗現實之活氣。其後則變為純學術之探討, 鑽入故紙堆中, 與現實絕不相干(錢穆, 2017, 下, 369-370)
    • 亁,嘉樸學, 造成訓詁考據, 瑣碎無當大體(錢穆, 2017, 下, 400)
    • 宋代以天才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漸消沉, 只能消極地不昧良心, 不能積極地出頭擔當, 自任以天下之重(錢穆, 2017, 下,370)
    • 清代雖外面推尊朱子, 但對程朱中主要的秀才教精神, 則極度排斥(錢穆, 2017, 下, 370)
    • 學者精神, 漸完全與現實脫離。應科舉者, 只為作官, 無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清中葉後, 學術雖日盛, 而吏治卻日衰, 正為此故 (錢穆, 2017, 下, 372)
    • 淸代統治中國的政策: (1) 箝制士大夫(社會中層), (2) 討好民眾 (社會下層)(錢穆, 2017, 下,372)
    • 士大夫腐化, 吏治振作不起來, 則民眾只有受苦---待士大夫反抗清廷氣焰漸消滅 (即箝制成功, 而士大夫趨於腐化), 即下層社會反抗清廷的氣焰漸盛(因吏治敗壞, 民不聊生; 吏治不修, 亂民不畏法)(錢穆, 2017, 下,37ˋ)
    • 乾嘉儒者, 標榜漢學, 反對宋學, 其實非反宋學, 乃反朱子, 非反朱子, 乃反朝廷科舉之功令 (錢穆, 2001, 196)
    • 在野學者, 風氣亦變, 無復宋, 元, 明三代講學之風  (錢穆, 2001, 256)
    學校教育
    • 清代的教育制度, 完全採取明朝的作法, 學校和科舉相輔而行。在明代初年, 對學校教育非常重視, 辦理也很嚴格, 到了明代中葉以後, 一般讀書人趨重科舉, 學校教育差不多等於具文, 演變為重視科舉, 忽視學校的趨勢, 一直演變到清代更變本加厲(沈, 247)
    • 學校為科舉所奪, 清代教育以科舉為重, 地方儒學為科舉的敲門磚(沈, 244)
    • 政府公立學, 無論中央或地方, 其在傳統上均已名存實亡, 無一定之宗旨以為規, 以為號召(錢穆,2001, 256)
    中央

    • 國子監 (國學): 國家最高的學校行政機關, 及大學生讀書的處所(沈, 247)
    • 國子監生可參加鄉試 (沈, 248)
    • 清代國子監, 在規章和組織方面, 大多沿襲明代的遺制, 不同處在於: 明代學生須居住在監中, 清代則打破此例, 准許學生在其個人住所學習 (清代教育精神, 已不如明代嚴格)(沈, 249)
    • 國子監學生以貢生和監生為主(沈, 248)
    1. 貢生 (介乎秀才與舉人之間): 清代府, 州, 縣各有學, 由這三種學中選出生員成績最優秀的, 保送到國子監讀書。因國子監為國家最高學府, 由地方把這些人貢獻給國家, 故曰貢生, 又可稱為"出貢"。貢生計有六種(歲貢, 恩貢, 拔貢, 優貢, 副貢, 功貢)(沈, 228-231, 248)
    2. 入國學者, 通謂之監生, 有恩監, 廕監, 優監, 例監。監生身分, 最初本與頁生相近而略遜, 故"貢監"並稱。後來, 例監為捐納入官必由之路, 監生即表示捐班出身, 為士林所不齒(沈, 231-232)
    • 國子監的貢生及監生, 在明代可應會試, 在清代只能應鄉試(沈, 241)
    • 光緒31年後, 裁國子監, 併設學部 (楊, 下, 435)
    地方學校(統稱儒學)分二級:(沈, 247學, 252)

    • 清代地方行政分四級: 1省, 2道, 3府或州(州有直隸州/同府和屬州/同縣之分,直隸州等同於府,屬州等同於縣), 4縣 (沈, 249)。但學校的區劃, 只有府州和縣二級, 省和道不設學 (沈, 249)
    • 第一級 (府州): 府學, 直隸州學
    • 第二級 (縣): 州學, 縣學
    • 取童生之優者以入學; 士子未進學校以前, 稱為"童生"  (沈, 250) (楊, 下, 437)
    • 欲入學者,須經過三次 (級)考試 (小考), 以縣為單位, 及格者為秀才, 童生考取秀才後, 稱為"進學", 被送入府學或縣學讀書 (沈, 226-227, 237)
    • 出貢 (貢於中央之國子學): 清代府, 州, 縣各有學, 由這三種學中選出生員成績最優秀的, 保送到國子監讀書。因國子監為國家最高學府, 由地方把這些人貢獻給國家, 故曰貢生, 又可稱為"出貢" (楊, 下, 438)
    • 除少數人升入國子監外, 大多數學生都去應鄉試。即使升入國子監的學生, 亦多去應鄉試。因清代的教育, 純以科舉為主, 學校不過是科舉的附屬品 (楊, 下, 250-251)

    書院(沈, 247)

    • 較明代稍普遍
    • 一律由政府接辦和監督, 類似地方大學
    • 宋, 元, 明三代, 書院多由名儒學者私人設立, 政府不過從旁加以獎勵和維護。在清代, 則完全成立官立的教育機構(沈, 254)
    • 沒有正式學位, 可應鄉試(沈, 255)
    • 地方名儒學者, 辦學認真, 於是各府, 州, 縣學的學生皆願進書院讀書, 書院成為教育士子的學校;原有的府, 州, 縣學 (儒學) 名存實亡 (沈, 255)


    新制學校 (楊, 下, 443-444)

    • 光緒時, 因內外情勢衝擊, 學制趨向維新
    • 光緖22年, 有人請立大學(堂),及地方學堂


    選士制度
    • 自兩漢以來, 直到清末, 無論選舉, 考試, 均採分區定額, 使全國各地優秀人才, 都有機會參加政府(沈, 245)
    • 特科: 天子親詔, 博學鴻詞, 孝廉方正等, 不限於一定程式, 未有定期, 舉行次數很少, 其目的大多為網羅明末遺老(沈, 241-242)
    • 八股取士, 俾鞏固君權, 羈縻多士, 作為政治籠絡工具(沈, 244)
    • 科舉(常科)沿襲明代, 分三個階段 (沈, 226)(楊, 下, 406)
    1.鄉試(沈, 232)(楊, 下, 410, 432)
    • 以省為單位, 三年一次, 及格者為舉人, 秋天舉辦(秋闈), 由中央直接派大員主持 
    • 考四書五經為主, 八股文(時謂之制義; 八股文始於明代成化年間)
    • 八股文因不脫離經典的內容, 與近代社會科不相協調, 光緒24年, 張之洞有變通科舉之奏(楊, 下, 412)
    • 舉人及第者, 任職知縣者多; 舉人本有參加會試資格, 若會試不第, 可註冊任知縣或教職
    • 各省舉人名額(錄取名額), 均有規定(沈, 236)(楊, 下, 415)
    • 國子監的貢生及監生, 在明代可應會試, 在清代只能應鄉試(沈, 241)
    2.會試: 
    • 在京師舉行, 三年一次, 中第者為進士 (楊, 下, 418)(沈, 236)
    • 會試第一名為"會元" (楊, 下, 418)
    • 會試內容和鄉試大致相同(沈, 240)
    • 清代鄉試, 會試, 和明代類似(沈, 241)
    • 國子監的貢監生, 在明代可應會試, 在清代只能應鄉試(沈, 241)
    • 分地區酌予錄取(沈, 421)
    3.殿試: 會試後仍須經過殿試(楊, 下, 423-424, 429-430)(沈, 233-234)
    • 皇帝親策, 多考當世時務
    • 一甲三人: 賜進士及第: 1st.狀元(官職為翰林院脩撰), 2nd榜眼 (官職為翰林院編修), 3rd探花(官職為翰林院編修)
    • 二甲若干人: 賜進士出身, 任庶吉士和六部學習
    • 三甲若干人: 賜同進士出身, 任庶吉士和六部學習
    • 清沿明制, 選庶吉士儲才教養。庶吉士雖列於翰林院, 然非正式官職, 亦無品級, 屬研習人員性質, (楊, 下, 477)


    • 光緒31年或32年(1906), 廢科舉
    • 將科舉制度連根拔起, 以致民國成立以後,政府用人, 漫無標準(沈, 246)




    我國歷史上的文官制度, 則自秦朝開始
    秦朝統一六國, 廢宗周式的封建制度, 除天子世襲外, 宗室子孫不予封土, 丞相以下官吏, 皆選自間, --- 秦有天下, 廢除封建, 世官既已不存, 代之而有公開取士之制, 乃開考試之先河
    recruit bureaucrats from the public through screening their qualifications
    (楊樹藩,1976).

    隋煬帝大業2年 (西元606), 設進士科策試諸士, 奠立了科舉取士的基礎
    隋代開創科舉制度, 唐代則進一步完備了科舉制度
    (部史, p4)

    科舉制度始於隋, 而盛於唐

    公元587年,隋文帝正式設立科舉制度,[1],在唐朝發展成型,並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光緒31年, 1905年),持續了1300多年。中國現代社會的公務員選拔制度亦是從科舉制度演變而來[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7%A7%91%E4%B8%BE%E5%88%B6%E5%BA%A6
    (部史, p4)
    任拓書, 張嘯世, & 范煥之. (1983). 中華民國考選制度.

    -

    Relationship Attachment Style Test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tests/relationships/relationship-attachment-style-test

    Tuesday, November 14, 2017

    Dalai Lama: We need an education of the heart

    http://www.latimes.com/opinion/op-ed/la-oe-dalai-lama-alt-we-need-an-education-of-the-heart-20171113-story.html

    Emmanuel Kelly - Imagine

    Emmanuel Kelly - Imagine

    Monday, November 13, 2017

    中華民國統計年鑑, 74年10月
    http://stat.ncl.edu.tw/hypage.cgi?HYPAGE=search/guide.hpg&dtd_id=9&jid=9725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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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統計提要 【民44 - 72年】old name
    民73年起由中華民國統計提要改名為:中華民國統計年鑑
    創刊年月: 44年10月

    停刊年月: 73年10月
    (1)本提要創刊於民國二十四年,原為不定期刊物,曾於民國二十九年、民國三十四年及民國三十六年相繼刊行各一次。迨民國四十四年以後,逐年編印未輟,遂成定期刊物。
    (2)大陸撤守前各省動態性統計資料,俱載本提要四十七年版以前各期。
    (3)民國五十年以前各統計資料亦載於七十一年版以前,各期內容均屬相同。
    (4)63年12月出版62會計、學年度資料(62年7月1日至63年6月30日)

    (5)64年10月出版63會計、學年度資料(63年8月1日至64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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